右图：上海博物馆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镕古铸新：宋元明清铜器特展”(Recasting the Past: The Art of Chinese Bronzes,1100–1900)。

本次大展是近年来海内外最具规模的史诗级宋元明清文物大展。

右图：大晟钟，原为宋徽宗时期“大晟”新乐中的编钟。

上图：《倪瓒像》图卷。

左图：明代的胡光宇花卉纹铜炉。

下图：中华文化“走出去”。

上图：美国宝尔博物馆内中国艺术展厅展陈。

记者｜王悦阳

青铜器不仅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象征，更是古代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追溯历史，在日常使用的食器、酒器等器物基础上，中国古人基于礼制，将这些器物等级化、神圣化，发展出品类繁多的青铜礼器，用于祭神享祖、礼尚交往、宴飨宾客等礼仪活动，成为中国古文明的一大特色。

夏商周三代无疑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繁荣时期。经过辉煌璀璨后，青铜器逐渐淡出历史的主流舞台。北宋时期，统治阶层面临政治革新，致力于重塑礼制，建立礼法秩序，随着地下不断出土的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在皇室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里弥漫着一种向往“三代”的复古情绪。从宋徽宗制礼作乐开始，赋予了青铜艺术新的礼制内涵。元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对朱熹理学的推崇，各级儒学和宗祠礼器秉承了北宋以来的礼器样式，并影响到整个东亚文化圈。可以说，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重要仪式中承载礼仪，是中国古代物质技术和精神文化的高度体现。而到了宋元明清时期，虽然青铜器已逐渐淡出礼器的主流舞台，但其作为艺术品，制作却更加精致，题材更为广泛，风格更趋多元。尽管如此，宋元明清时期铜器相较于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因贴上“仿古”的标签，长期以来未受学界关注，研究亦缺乏系统性。

历经三年筹备，当地时间2月28日起，上海博物馆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镕古铸新：宋元明清铜器特展”(Recasting the Past: The Art of Chinese Bronzes, 1100–1900)在纽约正式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不仅是迄今为止关于宋元明清铜器艺术的最全面回顾，无疑也填补了研究上的缺憾，更是古老而辉煌的中华文明一次响当当亮堂堂“走出去”、站上国际舞台的文博盛事。

依托上海博物馆宋元明清铜器收藏，携手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汇集欧、美、韩及国内多家重要博物馆馆藏共200余件，涵盖中国铜器珍品，以及同时期书画、瓷器、玉器、漆器、丝织品与家具等文物，是近年来海内外最具规模的史诗级宋元明清文物大展，期待能带给观众有别于三代铜器的独特艺术魅力，并借由展品文物本身亲炙宋元明清千年古铜的迷人风华。不仅是对宋元明清铜器的精湛技艺与创新理念的一次深入探讨，更期许引领观众了解当时的铜器艺术家如何以非凡的创意重新诠释上古文物，品味审美标准在时间长河中的演变，进而探索其在中国铜器艺术中独树一帜的魅力。

镕古铸新开新风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重要仪式中承载礼仪，是中国古代物质技术和精神文化的高度体现。从12至19世纪，人们将目光重新投向商周秦汉青铜，视之为上古黄金时代的象征，积极研究仿制。这一“复古”风潮在各艺术门类中均有波及，影响深远。此时宋元明清的铜器应运再生，使这一古典传统复发新声，虽然青铜器此时已逐渐淡出礼器的主流舞台，但其作为艺术品，制作却更加精致，题材更为广泛，风格更趋多元。

据考证，“仿古”铜器自宋代兴起，并在元、明、清各朝持续流行，其背后的内在驱动因素值得深思。以“考古”“恢复三代”为初衷的仿古铜器，随着时代风尚的变迁，发生了从庙堂走向民间的功能性质变，内中蕴涵的社会意识值得关注。这些铜器从三代的固有符号中蜕变衍生出全新的品类与功能，成为反映时代艺术风尚的重要指标。可以说，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铜器，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特审美标准，对其他装饰艺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本次展览重点关注这一时期的中国铜器珍品，研究它们对于早期青铜礼器传统的解读、传承与发展，同时结合同时期的漆器、陶瓷、玉器等，展现文人陈设清供中的怀古风尚与文化自觉，呈现中国晚期铜器这一门类文物的独特艺术价值。

此次展览，通过“重建古礼”“法古悦新”“垂范创新”“起居有铜”“怀古味永”五大板块，按照时间顺序，以独特视角揭示中国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精神世界，带领观众领略中国宋元明清时期青铜艺术的独特魅力，共同探索这一时期青铜器如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不断寻求突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其中，来自中国的近60件借展作品尤为引人注目，包括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宋代皇家卤簿巨钟，上海博物馆的有史可考的历代文庙礼器，以及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清宫造办处御制仿古铜器等，弥足珍贵。

作为礼制乐器，编钟是“和”从自然现象到人文观念的载体。此次赴美展出的大晟钟，原为宋徽宗时期“大晟”新乐中的编钟，是中国古代乐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也是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国宝级文物。此钟属椭圆筒式乐钟。钮作相对的扁体双夔龙，龙首饰粟纹，龙身饰回纹，二龙之间有一方形小环钮。钲部周廓及篆带饰多层蟠虺纹，乳枚作螺旋式半球体，隧部以蟠虺纹组成翼形图案。

根据史料记载，大晟是北宋王朝的宫廷乐府名。大晟府的大司乐为长官、典乐为副，下设大乐、鼓吹、宴乐、法物、知杂、掌法等六个部门，各部官员由京朝官及通晓乐律的士人充任，专门在重大庆典活动中典礼司乐。大晟编钟就是大晟乐府的乐器之一。当时，作为统治者，擅丹青、通音律、好美物的宋徽宗有感于宫廷乐器音律不齐的现状，于是命人根据出土文物编制了《宣和博古图》，并据此铸造了12个为一套的“大晟钟”，分两层悬挂在一座装饰着蹲兽、羽毛的华丽钟架上，不仅极为华丽，且其形制、纹饰是仿制当时出土的春秋晚期宋公戌钟，每套钟基准音高都是黄钟宫，发送中国各个州府，作为标准音律定音，统一了音高。宋徽宗深信，规范化的铜礼器能够引导社会风气，带来盛世繁荣与安定和平。如同其所命编纂的《政和五礼新仪》中所言，他意欲恢复上古时期的礼仪并融入当时的审美气韵，焕发铜器其新生。因此，历经千年的沉寂，铜器的制作得以重启，开启了中国铜器的全新纪元，并延续了八百余载。除却皇家祭祀所用的铜器，几乎每座城市的孔庙（文庙）也纷纷开始铸造大量铜器，蔚然成风。

这件编钟不仅是宋代“仿古”铜器的代表作之一，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在靖康二年，全套大晟钟被金人掠走，送往上京，后来进入佛教寺院，作为佛教乐器使用。因此，它不仅是研究宋代的庙堂乐制、青铜乐器的珍贵物证，也是宋、金历史的见证。随着历史的更迭，目前世界上仅存二十余件大晟编钟。

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仿古铜器不仅仅作为国家或庙宇祭祀的礼器，更渐渐成为日益兴盛的士大夫阶层的收藏与定制之物，装点着学者书房或家中雅致空间。艺术家们依然推崇上古时期的风格，尤其常用金石博古图录中的木刻插图作为参考。在其中，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明代仇英绘制的《倪瓒像》无疑用绘画艺术的形式展现了这一流行于士大夫阶级的审美时尚。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明代绘画赫赫有名的“吴门四家”之一。一生创作颇丰，人物、山水、走兽、界画俱能，临古功深，落笔乱直，“精丽艳逸，无惭古人”。在继承唐宋以来优秀传统基础上，吸取民间绘画和文人画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对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尤有建树。

《倪瓒像》图卷，描绘的是元代绘画“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欣赏这幅作品，仿佛能穿越时空，亲临倪瓒的隐居生活。据历史记载，倪瓒博学好古，四方名士常至其门。其性好洁而迂僻，人称“倪迂”。擅画山水和墨竹，画风清润，平淡天真。其笔下多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笔简意远，惜墨如金，往往寥寥数笔，逸气横生，除了丹青之妙，倪瓒更是知名的古物收藏家，格调极高，更以他的清逸和高洁品性著称。

在画中，倪瓒身着宽松的文人衣袍，神态从容。他倚靠凭几坐在榻上，手持毛笔和书卷，气质清雅，若有所思。他的身旁摆放着砚台与书卷，左右两侧各有小童侍奉，左边书童提着水瓶，准备伺候茶水，右边书童则抱着一把鸡翅扇，随时准备为倪瓒扇风送凉。小童身后的桌案上，陈列着用以焚香静心的铜鼎状香炉与简洁高雅的铜觚状插瓶，瓶中有孔雀羽毛两根。整幅画卷展现了倪瓒的隐士生活，也彰显了他的风雅和高洁品性。倪瓒被誉为“清逸隐士”，他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都在这幅画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同时，通过画面中器物的具体描绘，如实地反映了元明时期士大夫生活中铜器必不可少的地位与作用，难怪清代文人王文治在卷后题诗道：“高士竟千古，披图见天真。云林拥清阁，位置宜斯人。洗梧俗虑扫，把卷高怀存。”

在崇尚复古的同时，一代代高手匠人们也愈加自由地对古老形制进行再创造，巧妙融入当代之元素，尝试将古今设计相结合，孕育出全新的艺术风格。自元代以来，这些作品逐渐成为文化瑰宝，世代传承，深受珍藏。到了明代，恰逢中国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艺术家们深受元代以来的创新技艺与文化风潮启发，于宫廷工坊起步，所制珍品渐渐流传至民间，而铜器样式也因此变得更为丰富。祭祀礼器的设计愈显宏伟，雕塑风格也日益自然生动。常伴有色彩斑斓的镶嵌装饰，新颖图案层出不穷。这些风格不仅为铜器树立了新的审美标准，也影响着后世艺术风貌。

在此次大展中，明代的胡光宇花卉纹铜炉无疑就是典型代表。该铜炉腹壁以六角形花卉纹穿插卐字纹形成华丽繁复的底层，其上浮雕水仙、菊花、荷花、牡丹等四时花卉，象征花团锦簇的美好寓意。口沿、底圈、三足与四时花卉皆有鎏金，利用色彩明暗对比来增加炉体图像的立体感，使得此炉呈现一种有别于宣德炉追求光素朴实的崭新风格。炉底落款“云间胡文明男光含制”。“云间”为松江府的别称，今属上海。胡文明为上海松江人，是活跃于明万历年间的铜器制作名家，其所制铜炉时人称为“胡炉”。“光含”为胡文明之子，《云间杂志》称“郡西有胡文明者，按古式制彝、鼎、尊、卣之类，极精，价亦甚高，誓不传他姓”。故此器应为胡文明与其子胡光含合作完成之作品。通过精美繁复的雕刻工艺，可以一窥明代铜器高超的设计制作水平。

自宋代至清代，铜器在宫廷与士人的雅致生活中，已然成为不可或缺之存在。为家庭所制的铜器，既承古风之韵，又融时人之审美。这些器物兼具实用功能，又不乏装饰点缀之美，涵盖了花瓶、香炉、餐具及书房用具等。从工坊的大规模生产，到大师手工定制的独特之作，无不彰显铜器的艺术魅力。到了清代乾隆帝时期，又一次致力于对礼制进行规范与革新，尤以重新设计祭祀器物为重。他力求依照上古铜器的形制铸造礼器，摒弃了明代用瓷器碗碟替代祭器的做法。在礼器革新的同时，乐器也经历着同样的变革。以古制为本，融合当代设计之精髓的鎏金铜编钟，专为国家仪式、朝会及国宴所用。到了清中期至晚期，随着金石学兴盛，古物与铭文的图像成为铜器及诸多艺术形式中的流行题材。此时所铸的清代铜器，迎来了中国铜器艺术在现代之前的最后一次辉煌绽放。

中华文化“走出去”

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次盛会，在“镕古铸新”大展中，上海博物馆作为联合主办方，充分发挥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枢纽作用，牵头统筹中国展品的借展工作，通过联动国内多家文博机构，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合作网络，打造跨区域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得到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院、青海省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四川省彭州市博物馆等国内借展机构的大力支持，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彰显了中华文化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独特价值，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与力量。

与此同时，上海博物馆坚持开放、共享、融合、包容，不断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积极拓展社会力量参与路径，多措并举推动博物馆资源共享，让文物“活”起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当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罗文利、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文化参赞尚继媛、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arina Kellen French馆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斯·霍莱茵（Max Hollein）、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共同出席。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罗文利在致辞中表示，198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45年来，中美博物馆交流蓬勃发展。此次“镕古铸新：宋元明清铜器展”再度跨越太平洋，相信美国观众在欣赏中国文物瑰宝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所激发出的旺盛生命力。罗文利指出，中国国家文物局愿进一步支持中美博物馆交流和文化遗产合作，继续为中美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提供平台、搭建桥梁。

在开幕式致辞中，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提到，此次展览是上海博物馆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间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标志着两大世界级文化机构在深化文化交流、拓展合作维度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上博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通过创新模式，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

作为两馆友好交流项目，此次上海博物馆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展览，不仅是“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在40年后的回顾与回响，亦是双方长久友谊的见证与赓续。展览将于2025年9月28日闭幕后，由上博重新策划，以“与三代同风：宋元明清铜器的复古与创新”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再次亮相。

无独有偶，在2025年2月28日下午，中美文化交流再谱新章。上海博物馆与美国宝尔博物馆（Bowers Museum）在美国圣安娜市签署合作备忘录。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美国宝尔博物馆馆长肖恩·奥哈罗（Dr.Sean O'Harrow）分别代表各单位签约。双方围绕未来在美国宝尔博物馆建设中国古代艺术常设展厅和展览达成合作意向，标志着上海博物馆首个海外分馆项目启动。

始建于1936年的美国宝尔博物馆是一家非营利性博物馆，也是加利福尼亚州橘郡圣安娜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展示来自世界各地文化的艺术和手工艺品。宝尔博物馆长期以来致力于推进中美文化交流，与上海博物馆长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2007年，上海博物馆受邀在宝尔博物馆举办“中国五千年艺术与文化展”，是上海博物馆第一次在当地举办大型的中国文物展，获得热烈反响。

2022年12月，上海博物馆发布“大博物馆计划”，提出构建“3+X”新发展格局，其中“3”为人民广场馆、东馆和北馆的核心布局，“X”则代表在海内外开设分馆、建设“馆中馆”或共同打造中国艺术常设展陈等长期合作模式。此次上海博物馆在美国建立首个海外分馆，是上海博物馆落实“大博物馆计划”，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全球范围拓展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又一重要举措。正如褚晓波馆长所表示的那样，未来，上海博物馆将持续推动全球化布局，构建起贯通东西的文明交流网络，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博物馆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