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北京毛驴儿

汪兆骞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云，“凡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比如说驴，唐柳宗元作《三戒·黔之驴》讽刺驴的虚张声势。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柳宗元写过黔驴之计，也是很好的教训。”宋释道原《景德灯录》卷十三：“僧问，‘如何是梵音相’，师曰：‘驴鸣狗吠。’”此语讽喻文章写得拙劣。词人黄庭坚有《寄黄龙清老》诗：“骑驴觅驴但可笑，非马喻马亦成痴”，喻骑驴找驴之窘。于是黔驴技穷、驴鸣狗吠、骑驴觅驴，皆为成语。

嘲弄驴，实为借驴说事而已，殊不知，驴尚有另一面。

驴，家畜。可用来乘、挽、驮及拉磨等，可堪粗食，饲养使役方便。驴浑身是宝，其肉鲜美，其皮可熬阿胶，一味中药，滋补养血疗效甚佳；驴皮还可制成皮影，配以说唱，演绎故事，为北方观众喜闻乐见。

据《苕溪渔隐丛话》载，李白在华阴县骑驴，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说“骑驴三十载”。

北京使役毛驴历史悠久，极为普遍。据清人吴长元撰编《宸垣识略》载：“明旧制，御史乘驴”，将驴之使役列入朝纲。试看，身穿上绣垂云红日，下绣海水江牙，左右或绣八宝或八仙，中绣飞禽或走兽朝服的文武官吏，骑长耳短毛之驴，与草民混在一起出行，有些滑稽可笑，却有亲民味道。明朝宣德年间，御史改骑高头大马，其尊卑自不必说。

明末，弘光称帝，新上任之礼部尚书才子钱牧斋，携江南名媛柳如是赴任，“道出丹阳，同车携手，或令柳策驴而随其后，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牧翁事略》）钱牧斋与夫人柳如是调笑而已，与历史昭君出塞之慷慨悲壮，岂能相提并论？

历史由细节构成，从骑驴可观社会世情和民生的文化景观。清初剧作家、被康熙帝称为“老名士”的尤桐，才华富赡，工诗词曲。他的《偶见》写京城妇女骑驴之景，“夹道骑驴女似云，避风半掩碧纱裙”，未经刻意打扮的美女们骑于驴上，衣裙飘飞，天性不泯，端的是悠然自得，其积极生活之风貌，毕在诗间。

男人骑驴亦有侠气。元时，有张伯玉者，美髯过腰，豪壮，善酒。有诗写他“西山晚景好，饮酒不下驴”。明末举子丁也鹤，清入关后，当了个内廷教习小官，以《续金瓶梅》一书名噪京城。史载，他在米市筑别业（墅），雅号“陆舫”。京城文人常到雅聚，饮酒赋诗。一位在外地为官者，“策长耳驴，冒风雪，日驰三四百里，至华严寺‘陆舫’中，召诸贵游山人。琴师剑客，杂坐酣饮，笑谑怒骂，笔墨淋漓。兴尽，策驴而返”（《宸垣识略》）。日驰三百里之驴，存疑。旧广交友，善饮，能文墨，狂放不羁者，有拂衣高蹈，不囿流俗，人格浣洗的真率的豪侠之气，有“士”的精神存焉。

到了清末民初，驴仍是京城乘、挽、驮工具。当时有赶驴胡同，即出租驴之市场。供人骑者称脚驴、出租驴者叫驴户。大凡游览、逛庙会，走亲戚、购物多雇脚驴。脚驴颈系铜铃，背披棉鞍，租者骑于驴上，铃声叮当，驴蹄嘚嘚，游于市井，自有一种风趣。听长者讲，民初游颐和园，可到西直门楼下雇脚驴，交足押金，驴户扶你上驴后，往驴屁股上一拍，那脚驴不用驴户跟随自行上路，两个时辰到颐和园东门牌楼下，那里早有驴户人家恭候。待客人游罢美景，脚驴已水足料饱，骑乘回家时，脚驴速度加快，待夕阳西沉，脚驴便抵西直门，驴户验驴无损，收大洋一枚，退回押金，拱手告别。

查鲁迅1926年3月7日日记，上有“同品青、小峰等九人骑驴游钓鱼台”。鲁迅诸人所骑脚驴，皆有驴户周到侍候左右。游完钓鱼台九人又乘驴到刘半农处吃家宴，同席者有林语堂等十人。那天乘驴游玩赴宴，鲁迅是快乐的。“昨夜为害马（许广平戏称）剪去鬃毛”（鲁迅3月6日日记），似是“共剪西窗烛”。十一天后，“三一八惨案”发生，刘和珍等喋血，鲁迅参加其追悼会，作《记念刘和珍君》。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驴落寞地退出它们曾经热闹的舞台，回归乡野，有些失意，偶尔发些驴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