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军
我入上海诗词学会的时间较晚,与上海文史馆的接触也少,故而对一会一馆的双重前辈王退斋先生,所知极少。后因多种原因,拜读了他的各类诗书画作,略知了他的生平事迹,知道他原名王均,泰州人氏,居住上海,自幼秉承庭训,能诗擅画,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才学丰赡,笔耕不辍,著有《退斋诗抄》《王退斋诗选》及大量文章。读他的诗文,我能感受到一位传统文人所承载的人文传统,尤其在对诗的见解与主张上,最为真切和深刻。要而言之,退斋先生追求诗与史、与教、与人生的高度统一,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证明并弘扬了这几对关系。他的诗作坚持言志传统,精神直追高古,内容反映现实,表达直抒胸臆,特别是大量的咏史诗,通古达今、融古汇今、借古喻今、以古教今,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感,焕发着乐观的人生观和执著的爱国心。至于思绪万端,意象千变,语言百炼,均在这一价值观念中运行。
退斋先生对诗的思想力的重视程度,远超对诗的形式美的要求。这是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体现。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上,也突出表现在他的教育理念上。上世纪60年代,他参与了上海市青少年语文教育素材的遴选,即把思想情感内容作为首要标准。在《对上海市中小学语文教材革新委员会新编五年制中学语文课本的意见》一文中,对将各体裁的古诗文都纳入教材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理由是:“写好文章的条件,绝不只在文法词语等形式,而主要是思想内容。古人所谓文理重于词章,今人所谓思想性重于艺术性。”认为传统文学的古为今用,应该避免“重形式、轻内容”的偏向。他进而提出“古典文学的思想内容极为广阔,其中更有很大一部分适合于现代人民生活。我们选用古典文学作品,应该选出更重要的东西,适合青年学习需要。”那么具体什么是更重要和最需要的?他提出了人生观、宇宙观、哲学思想、政治主张、阶级意识、品德修养、各类思想学习工作方法等等标准。
与许多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前辈一样,退斋先生能将率直真诚与智慧变通很好地统一起来。换句话说,其耿直的性情不仅因为博学善辩,而且由于应时回转而令人容易接受甚至欣赏。他的诗作思想真诚,固然不在话下;情感之运用,同样很有分寸。他的文章材料详实,论证周密,不但能将文史哲传统知识结合起来作判断,而且能将诗论、文论与教学、社会相联系,绝非就诗论诗、就事论事的学问家可比。其中诀窍在于,他同时秉承了“对事不对人”和“与人为善”两个原则,经过思辨和实践,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仍从上篇《意见》可见,他在表明了以思想内容为主的原则后,便不将选择的重点放在思想内容表达较隐晦的作品上了。当然,他关于“旧体诗词都可不选”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旧体诗词中仍有不少令孩子们喜爱的好作品。
退斋先生对于诗的生发,也很广泛有力。诗书画三者同出于儒家思想的源头,互相支撑,彼此生发形成了立体的精神格局。他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人类因为富于复杂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遂产生了种种的文明,造就了有意义亦有志趣的人生。”既然文明是种种,那么艺文也是种种,只要有闲暇和余力,理应多多涉猎、学习、创作、提升,从各个侧面和层次,用各种机会和方法表达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但既要通过各类艺文载体加以多样化的体现,也要通过社会行为加以整体化的实现,两者同时做到就并不容易了。退斋先生一生作了上万首诗和大量书画,这属于前一部分;而他的教学研究和具体实践,则属于后一部分。需要强调的是,退斋先生认为诗书画再多再好也只是形式的好,本质和关键还是其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包括做人立身在内:“垂名岂止诗书画,立世无愧天地人。”
写到此处,我的观点与退斋先生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了。对于旧体诗词,既然以其内部的思想情感为重,那么当其外部的形式框范已不可避免地小众化和边缘化时,我们势必在旧体诗词的思想力和形式美之间作出选择。显然,应该为内容而选择形式,不应为形式而选择内容。我这么说,绝不是企图改变诗词的格律,包括平仄、用韵和对仗之类的规定性。古典诗词与旧体诗词,其复杂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理应仍在相对固定的形式中阐发,但在同时,我们还应从“种种文明的进步、种种文艺的发展”,看到类似“无用武之地”的“无用诗之地”所在,也即退斋先生所说的“毫无意义”的所在,从而更有意识、有自觉地通过“创造性转型、创新性转化”,将诗词的内容、形式的某些部分扩大和化用到其他的主流艺文形式去,为原来只属于诗词的思想力,去寻求最大化的社会效应;为本属于诗词的形式美,去找到最多样的时代载体。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包括了做人和立身,包括了思想和才华,也包括了垂名和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