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新淮剧的又一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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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俊美

管燕草的“人文新淮剧”因其剧作《半纸春光》得名。继《半纸春光》之后，其系列作品《孔乙己》《纸间留仙》《画的画》《新乌盆记》等相继搬上舞台。从整体的创作理念看，创作者不仅将文学性注入了《新乌盆记》，而且试图让淮剧与京剧并置呈现而对比、拔升淮剧的剧种气质和艺术特色。从细部分析这部作品在“人文新淮剧”里的地位，它比此前的所有“人文新淮剧”又做了更前卫的探索——演员精简至两人、跨行当的表演手法、唱腔上的京淮两下锅以及音乐上的中西融合等，都使该剧显得更沉潜、更悲慨、更耐人寻味。我们可将之界定为管燕草“人文新淮剧”的新表达。

纵观中国艺术史，真正的艺术传统也就是“艺术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性。这种永恒性有时表现在主题的原型性、人物的概括力或故事的普遍适用性等显性艺术元素，有时又隐在主题、结构与人物之下，是一种自带多意性的“复调”矿藏。正因为其“复调”性、多声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叙述主体之下，它便有被重新阐释的空间与可能。对比此前各种“乌盆记”题材的艺术样式，《新乌盆记》的解读方式不是把故事重新或换一视角讲述一遍，而是从一个小切口抽离出一个新表达，这个表达既有传统的公案意义，又充满了新鲜的人文气息，让我们看到经典给我们的另一种可能，或者说是我们后人能给经典附加的一种意义。

由杨浦区文旅局、杨浦区文联出品的《新乌盆记》首先是对传统的致敬和继承，然后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探索创新的方法与途径。一方面，编剧大胆地展示了京淮合演的深度和样式，开拓了淮剧互文京剧的艺术空间。在创作方法上，编剧以当代意识和技艺呈现去审视和探究历史，越界表演的尝试是探索，也是创新。另一方面，作曲与导演在二度上深化了“人文新淮剧”的维度，音乐上的中西融合、舞台呈现上的技法嵌入，延展了该剧在一度创作上的人文思考，有的地方甚至成为该剧的重要亮点。比如高挺、陆晓龙两位演员，分别饰演张别古，又分别饰演刘世昌。两个演员所饰演角色的分裂、差异与对比构成了张别古、刘世昌这两个剧中人的一体两面。两个人物的差别、互置与对比呈现，传递的是编剧在探索和寻找自己要表达的丰厚意味。

对于戏剧而言，一度文本的人文思考与文学表达是戏剧创作的基础，真正立到舞台上得到观众认可或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还需要二度创作、三度创作的协作共融与有效呈现。京淮合演《新乌盆记》在二度上的第一难关是京剧、淮剧两个剧种的充分表达与有机融合。这既考验作曲和导演的艺术手段，也考验两位年轻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力及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当然，对于戏剧呈现来说，舞美、灯光、道具、服饰、化妆等一系列的艺术因素都是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就小剧场戏剧艺术而言，大到戏剧空间的切割与营造，小到演员的一抬手一投足都能第一时间传递到观众；同时，观众对戏剧节奏、戏剧呈现的每一个细微的反应，也能迅速被创作者所捕捉。正是因为这样的观演关系，小剧场戏剧在具体技法上的实验性和探索性会显得更加必要，也更加突出。同样都是“人文新淮剧”，《新乌盆记》较之管燕草此前的其他作品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人物的重新厘定及在厘定人物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技艺手段。有论者指出，任何类型的戏剧演出都是一种扮演。但假如编导有意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种“扮演”本身从而越出情节的边界，那么这种“扮演”会上升到另一话语层面上来。《新乌盆记》的实验性，就是将“扮演”展示给观众看，让观众看到戏剧人物如何因“扮演”而进入“角色”，又如何因“扮演”的迅速转换而完成人物从身份到性格、再到行当和心理细节的差异性。

总之，《新乌盆记》以崭新的视角和很接当下人地气的方式，观照了现代人长期压抑的人生状态和人物心态。张别古和刘世昌两人身份、地位、性格不同，但他们有着相同的悲苦和一样的困境。这悲苦和困境直接击中现代人的共鸣神经，让观众在共情的艺术氛围里寻找到灵魂的安息之地。这应该也是管燕草“人文新淮剧”所追求的创作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