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朔梅
那是我与母亲的合影。母亲坐在高脚凳上,依偎着母亲,脚下垫着木箱的我,才及母亲肩高。那时多大?看脖子间的襜褕袋,不会超过三岁。一般的照片,四围都钳有花边,起码得打个白边框的,可那边上什么也没有。让人觉得,只要我从木箱上跳下来,就能拉着母亲走出画面似的。
照片上的我攥住母亲的手,注视着镜头,专注而略显胆怯。而母亲年轻的脸上,目光淡散而迷惘。背景是一条河,上面有座木桥,河里两只半鹅,一艘有舱棚的木船泊靠在岸边。那不是法华镇的外婆桥吗?
我曾拉着母亲问:我是不是那条船上来的?因为外婆迷信,常说小孩是从船上下来的。母亲嫌我烦,老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那也无妨辍学的我,常看玻璃台板下的照片。我相信自己是从船上来的:母亲抱着我,外婆搿着包袱坐在木船的舱内。一个戴着毡帽的绍兴人摇啊摇的,沿着沙港一直摇到百尺泾旁的家。
直到近年,我翻出照片,母亲才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年头,回外婆娘家法华镇拍的。母亲被照片带回那个年代,她说那时真苦,常年忙活,可还是为吃穿担忧。当看见正玩耍的曾孙辈,她叹了口气歉疚地说,你们那时哪有这么开心。我说妈我怎么没感觉到呢,觉得那时很幸福啊!我倒并不是安慰她。小孩子其实简单,只要不饿不冷,还有玩伴,那就是幸福。更何况当年家家差不多。可我们哪里懂得,那是有父母的羽翼給我们遮挡风雨,我们的眼前才是蓝天与星空。
与许多饱经离乱的家庭一样,刚解放,外婆带着十二岁的母亲,与祖父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那年父亲也十二岁。他们可谓青梅竹马。再过七八年,我来到这个世界。从此,外婆兼有两个身份,回法华镇娘家她成了我外婆,回转后,她又是我祖母。好在我们乡下是一律称呼“奶奶”的。我喜欢跟奶奶回娘家,那里有表姑、表舅,还有一个小我三岁的表妹英英。后来知道,她是表姑抱养的。英英脸红扑扑的,有两根辫子,像年画上的小姑娘。
照片虽和妈一起拍的,可我几乎不记得妈带我回那个小镇。她三岁失怙,跟着奶奶颠沛流。她不想回忆那段记忆。就像很少提“三年自然灾害”一样。照片上她显得迷惘,或许正是时代的殷忧。母亲本该读书的,她的表哥表姐们学历不低,多年母子,我觉得她若读书,一定不会差。八十多岁了,有次带她去松江看老中医,我说那地方没去过,她说你可以导航。我一愣:妈怎么知道“导航”的呢?
母亲通达而明理。曾有一件事噎得我们哑口无言。那天我们唠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需要自己做的话。母亲突然插嘴:网上能种粮食吗?我们又一愣,是啊,网上能种粮食吗?再也没有这么明白的大实话了!
我想,妈的话植根于她经历的动荡,与她关于劳动与幸福的认知。
她老了,折腾了她一辈子的田没了,可她还找杂边地种玉米、大豆。我们阻止也白搭。我说妈你要干到什么岁数?她回答说,我不干活会生病的。到干不动了,妈自然不干的。我不禁泪目。这就是妈,这就是传统的农民!
照片上的妈,那样年轻,如今却成了干瘦的老太婆。前两年,她还会去法华镇看她表姐。表姐去世后,她再也没有提起去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我倒独个去过几回。
当再次端详这张无边框的照片,我觉得自己永远无法走出那画面。虽然从理智上说,我不再相信人是从船上来的,可从感情上觉得,时间永远是一条河流,而母亲永远是那艘船,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又护佑着她的儿女,走向风波不定的生活。
20岁时,我在虹口公园鲁迅坐像前拍了一张半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