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吟方
读书原是很个人化的事,一个人读什么书不读什么书,原没有一定之规。不过这个快心事,不知从何时起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要讲读书的数量与种类,要看书的作者和出版社,还要跟得上社会风评的脚步。
有些人因为读书有得,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或者有一副好口才,再或者对有些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被人追捧,进而被人请教,有人愿意把心得贡献出来,使人受益,这原也不是坏事,但是当大家过分看重读书背后的功能性及结果时,自由阅读的乐趣就成了一个问题。
我记得前人有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读五千卷不得入门之室”的,用读书的多少作为衡量,人为地设置一道门槛,把功能性附加在读书上,不光读书过程的快乐被削弱,老实说还带着点傲慢。
把知识视为一道门槛,读书不再轻松,因为要比拼有指标,就带来很多压力。我想后来衍生出来的请名人开书单,传授读书之道,初衷只为事半功倍,分享好书。不过,现实中总有好事者把读书与“获得”关联起来,设置这样的前提,功利性不请自来,小者关乎虚荣心,大者与名誉有关;更有些嗅觉灵敏的好事者悟到了其中商机,利用这样的渠道兼作推广;有些读书人也借此行使自己的主张,开书单慢慢蜕变成一种由能力延伸出来的权力。这种无形的压力,紧随而来的就是跟风读书,因为无论是崇拜钦慕还是社交,潮流是最容易引起关注的,只是这样一来,读书不再是兴趣的生发,按我的观察,差不多就落入“跟风读书”的陷阱了。
陆键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后,在读书界风靡一时,这么多年来,这是一本常销不衰的书,据说每年还保持着一万本左右的销量,算是出版界的一个传奇。陈寅恪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令人沉醉。此后陈寅恪出版的专业著作,许多人由仰慕“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发展到竞买他的书。陈寅恪先生著述的学术价值不必讨论,已有公论。但陈寅恪的书不是大众读物,普通人不大容易走近,他的书也是出了名地不好读。很多人购买陈寅恪的书,或只是因为陈的影响力,想借此了解陈寅恪。这里有爱其人者移情于其书的情况,但也有不少是跟风者,只是以家藏陈书为荣。即便是前一种情况,行为上无可非议,但景仰与读书究竟不是一回事;至于后者因大家买而跟风,的确带动了陈寅恪书的热卖,但买书者的行为多多少少有点被时风裹挟。
从“陈寅恪热”到陈寅恪书的热卖,是由人格影响其著作的风行。假使陈先生还活着,大概也未必会赞同。
我联想到今日读书界对于学术书的狂热,总觉得不解,是我们的读书口味在变化?还是我们不再满足于普通阅读,期待读书不断升级,比如介入学术书阅读的荣耀?
说本我熟悉的书吧。
孙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今天学术书排行榜上一直卖得很火,但如果看一看这本书的出版踪迹与读书界前后对它的反应,可以知道,今天的“跟风读书”,要多厉害就有多厉害。同样一本书,前后几十年的遭遇,恰恰能看出读书界的一种风气,只要是读书界都在传的书,买书者不管有没有兴趣,必先买了再说,买书不读已然成为常态,跟时风买书更是时下的时髦。
孙先生的这本书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当时只印了区区的几千册。此时我正在《文物》杂志工作,学术界看好这本书,评价也高,不少学人认为这是一本可传的书。但很遗憾,这本书在市场上的境遇并不好,几千册书,卖了许多年都没有卖光。后来这本书由孙先生的一位名弟子推荐到上海古籍社出版,“卖绩”依旧平平。
孙机先生的这本书品质很好,为什么卖不动?除了当时读书界的整体风气不在这类实证性出版物上外,媒体、书评界也是一阵一阵的,常注意不到这类专业书。等中华书局接手出版,南北媒体的强势介入,读书界有号召力的人物也站出来说话,书评界的“专业读书人”一哄而上,孙先生的书在诸多力量的推动下成为畅销的学术书。
我有时细想孙先生的这本书,其核心价值二十多年前已经生成,并非现在才有。在选书、买书、读书几个环节中,为什么一本书前后反差那么大?我当然不是回答这类问题的人选。我从孙先生这本书的际遇中,的确感到读书界“跟风读书”的存在。
我曾问过一个喜欢按排行榜买书的朋友,问他为何要把选书那么重要的事交给排行榜?而不是出于内心?他说:参与排行榜制定的都是经验丰富的读书人,上榜单总有它的理由,更何况不少专业读书人的阅读量大。他的话没错,现在出的书那么多,各种名目的榜单也多,有榜单总比没有来得好。不过我在想,在没有排行榜的年代,人们怎么选书读书?他们那个年代不就是无差别地自由阅读,选书买书读书不分家吗?在排行榜也成为一种现象的今天,除去专业、权威、名家背景等因素,排行榜的含金量在哪里?是小众口味还是公众的立场?我无意评说排行榜的好坏,只是觉得靠排行榜择书读书,虽然省事,却少了点寻觅与发现的乐趣。世界那么大,好书应不少,好坏是需要辨别的,自由阅读的要义就是在纷繁的出版物中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本。谁知道排行榜之外,没有孙机那本迟迟未进入大家视野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呢?
你若喜欢读书,一定不要跟风赶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