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祖母万老太

万伯翱

1953年前后我十来岁上小学时，我的祖母不过60多岁吧。她生在晚清，嫁到我们山东东平县万家时，甚至没有名字，起初父亲万里身边的解放军叔叔都叫她万大娘，后来父亲把祖母带进北京，晚辈们也尊称她为“万老太太”了。

1954年初夏，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民选举时，街道登记发“选民证”，追问她的姓名时，她笑眯眯地说：“俺姓牛！”那会儿我们才知道她姓名为“牛慧芳”。祖母牛氏万老太，不识字，是文盲。但她却很聪慧，我们教她识字，她很快记住了她的姓氏笔画，并真的写出“牛”字了。后来简化字“万”她也会认会写了。

大姑妈万云也就是她的大女儿，1955年从莫斯科留学回来，买了一台苏联的收音机，老太太很快学会了开关收音机并寻找新闻和戏剧频道了。大姑妈万云，虽是留苏学子，却被他的亲哥哥，也就是我父亲、当时北京市第一副市长万里命令不许到团中央工作，而必须下基层去北京国棉二厂的车间当支部书记，要强的大姑妈从基层干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成为国棉二厂的党委副书记，改革开放后被北京市委任命为市工会副主席、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我爷爷万金山在父亲15岁时在山西临汾一次对日激战中英勇牺牲了。当过连长的爷爷去世后家里的“大梁”断了，奶奶一个小脚妇女承担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在苦难中把一儿两女拉扯大，而且都成为有信仰的中共优秀党员。我这个大孙子经常听奶奶“讲革命”呢！这位小脚老太太用铿锵的浓重山东口音说：“在旧社会我们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吭声。”她还常说，“有麝自来香，不必大风扬。”要求我们不必把老一辈荣誉挂在嘴上。这种豪言壮语出自一位大字不识的小脚老太太口中，这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后辈震撼终生。

她不识字却觉悟高，让孩子们都去读书，她说：“不识字就像我一样在旧社会受苦受穷受累，一辈子为地主富人做牛马呢。”当时我们家为山东东平县城郊外一介贫民，没有一分耕田，只能在自己房前屋后开荒种菜糊口。爷爷牺牲后，这个小脚老太带领孩子们去拾地主家大车经过晃动下来的麦穗。听奶奶说，三夏麦收，奶奶每天早出晚归，竟然拾了八麻袋麦穗儿呢。三秋时，她一步一摇迈着小脚，带领子女拿着工具，赶到富人家去挖刚刨完尚藏在土深处的花生和红薯。她耳灵眼尖，尽力去捡拾刚割完高粱、黄豆等残存在地上很少的一点剩余果实，万家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如同黄嘴小雀张开大嘴，等待母亲烹调好各种杂食和野菜树叶。有时，他们还寻富人磨完豆腐后要拉去喂猪羊的渣子来充饥；春秋时，他们拾路人和瓜田中丢弃的西瓜皮、饭馆扔掉的菜帮，祖母在井水小河旁洗净再切好加上一把粗盐和几滴棉籽油就是全家最好的饭菜了。

父亲读不收学费的曲阜师范，两个姑姑都读到了小学。在党的领导和祖母的培养下，三个子女都先后成了我党党员和政府的优秀干部。东平县老家这个土砖破瓦泥墙中竟然诞生了抗战时期中共东平县第一个党支部呢！当年的万老太太不知草房中儿子正在成立地方上第一个党组织，她无意中还在门口纳鞋底担任警卫呢。一个世纪后，我家祖宅旧址挂上了“山东省红色教育基地”的牌匾。

祖母的孩子们都成才了：二女儿万玲，2023年以91岁高龄过世了，她生前曾担任过北京市铁路局副局长，20岁时在成都嫁给了开国少将何正文（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二女婿曾亲自从成都到京城接这个熬过大苦大难的老太太，她头回坐上了飞机去成都养老。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在军区大院她第一次喝上了当地名茶竹叶青！她获得了成都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贺炳炎送的一根百年老根的藤杖，贴的白胶布上写着：“贺炳炎敬赠万老太太”。老太太听警卫战士大声说：“可别撕下来，多光荣啊！开国上将赠送的礼物呀！”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的夏天，奶奶刚自己洗完脚，躺在竹床上纳凉。我坐在她旁边细细观看她的一双小脚，4个脚趾整齐地被永远折弯了并紧紧并拢在一起，大脚拇指奇大无比，脚背显得出奇地高。我调皮地掐住奶奶的脚趾头：“奶奶裹脚时痛吗？”祖母说：“十个脚趾头都连着心呀！怎么不痛？！”

祖母于苦雨凄风的1976年早春以83岁高龄辞世，当时是“文革”最后一年，他儿子万里正挨批斗，我这个大孙子在郑州炮兵学院刚入伍，竟未能赶到北京见祖母最后一面！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谨以此文纪念去世近50年的老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