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的，是灵魂和现实的关系”

下图：万玛才旦。

左图：《气球》海报。

上图：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摄影/木卫二

下图：万玛才旦沿用了《塔洛》（塔洛和发廊妹）和《撞羊》（司机和老板娘）的四位演员，也营造出不同电影作品之间的镜像体验——另外一种转世轮回。

影迷容易在电影宫撞见喜爱的电影人。不过，面对温文尔雅话不多的万玛才旦，他们大概很难套出什么电影秘密。他把想说的话，都藏在了那片遥远的地方，同时又是近在咫尺的银幕上。

撰稿｜木卫二

如果有一份用来参考的场刊打分，那么，平遥国际电影展“影展之最”单元的《气球》，应该会拿下最高分。

《气球》和另外一部好评如潮的《热带雨》，令不少影评人直接质疑起欧洲大电影节的选片人口味。

平心而论，它们完全具备进入主竞赛单元、与其他国家影片一较高低的水准。尤其是《气球》，许多人都表示，它是万玛才旦的大成之作。

平遥电影宫门厅，每天晚上都有不同主题的沙龙酒会。看完一天的电影，人们说话交流的欲望，显然要比喝的酒多得多——这正是电影节的乐趣与魅力所在。有天晚上，我在高脚桌旁目睹一位外国电影人跟朋友展示一本绿皮书——原来是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书被翻到扉页，上面有万玛才旦的藏文亲笔签名。

书是从电影宫的新浪潮书店购买的、书店加急从外地采购进货的其中一本——《气球》首映之后，它们被抢购一空。书店负责人Sally相当懊恼，“早知道应该多进几批。”

影迷容易在电影宫撞见喜爱的电影人。不过，面对温文尔雅话不多的万玛才旦，他们大概很难套出什么电影秘密。他把想说的话，都藏在了那片遥远的地方，同时又是近在咫尺的银幕上。

当时，我一出平遥的机场，工作人员安排我和一位女生同车。女生身形姣美，拉着一个很大的箱子，几乎是我箱子的两倍大。看起来应该是个演员。

路上下起了雨，能见度不好。我坐副驾，她在后排，司机专注开车。大家看上去都有点累，并不说话。

后来酒会上经朋友介绍，我们才算正式认识了。她是《气球》的女主角，索朗旺姆。

索朗旺姆在《皮绳上的魂》和《撞死了一只羊》里都饰演了老板娘的角色。而《气球》里的她，人物角色与《撞死了一只羊》中判若两人。从烟雾缭绕的康巴酒馆，走进了生火做饭的草原帐篷；在万玛才旦的指导下，索朗旺姆奉献了精湛的演出，《气球》同样可以视为她的代表作。

从作家转行当导演

读《乌金的牙齿》，专门跳过《气球》一篇。不为别的，想等等电影。

这次平遥国际电影展看完片子，赶紧补上小说。成片在结构上，气球的出现，徘徊和结局，与小说的发展完全一致。电影多出来了两个男性人物，是哪两个，不妨猜猜。

万玛才旦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字清浅凝练，充当了剧本的源头活水。从小说到改编剧本，再到定剪成片，外人很难衡量这个过程的转化效益，对于万玛才旦，从作家转行当导演，小说的文学底子却是必不可少的。也难怪有人说，电影学院这几十年，除了培养出天才型的张艺谋和贾樟柯，接下来就是万玛才旦这种，他是带着东西进来的。这里的东西，指丰富的社会历练，特殊的藏地经验，具备自我观点，也包括他的作家身份。

从生之门，到死之海，《气球》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万玛才旦作品。它升腾在火中，潜藏在水下，甚至飞上了天。还有人说，万玛才旦只是在奔往伊朗电影的路上，日夜兼程，疾驰而行。

这种情，有小孩子的气球恶作剧。塔洛先生（演员西德尼玛）的特别演出，更可以被认为，是对情欲和东方人隐私的玩笑，是人情逗趣。

转世轮回的反复讨论，在万玛才旦多篇小说中不时出现，它联结了父子爷孙。异常有趣的是，看完《气球》的观众，如果接着看陈哲艺的《热带雨》，不免会觉得，那只象征生育繁衍和下一代的红色气球，居然可以完成青藏高原到南洋雨林的旅行。

开场交代完毕，万玛才旦让电影镜头，迅速进入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描绘起藏地人家的世俗生活。此前的作品，万玛才旦更多把电影人物放置在寺庙、荒野和路上，与世俗生活和城市文明，保持距离。

找种羊配种的男主，操持大小家务的女主，出家当尼姑的女主妹妹。念六字真言的老爷子，想要气球礼物而不得的两个小儿子，还有在县城中学寄宿读书的大儿子。围坐吃饭，这一家子，有七口人。还有一大群羊。

万玛才旦前作《撞死了一只羊》是一个抽象的，带有挑逗观众意味的寓言故事。《塔洛》有关于活在文明化外，几乎忘掉了自己名字的纯真牧羊人。《气球》则包含父子三代情，家庭成员的情感脉络清晰可见。

而万玛才旦沿用了《塔洛》（塔洛和发廊妹）和《撞羊》（司机和老板娘）的四位演员，也营造出不同电影作品之间的镜像体验——另外一种转世轮回。

从影14年的大成之作

《气球》最惊人的表现来自摄影的长镜头，用一气呵成形容不为过。你会觉得，金巴扑入羊圈，抓起羊来就是那样厉害。阿尼回学校、阿尼火中夺书，更胜过凡人爱的箴言万千。尤其是烧书长镜头——那本关于我们不愿互诉衷曲的书就叫《气球》，阿尼不假思考，直接探手，去火中取书的长镜头，直接击穿了我的心理防线。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让人毫无防备。片中的长镜头，还有阿尼入学校，老父亲出殡，都会形成一段完整的真实时间，将你带入人物的心理情境。

这些长镜头是连续，且有感情的。你不难通过抓羊的运动，去联想高原之家的生存状况。还有那避而不见，试图忘却的往日恋曲。阿尼一直压低着头，让自己的脸，隐藏在红色僧帽的阴影下，只露出轮廓与线条。如此，观众的好奇心倒是上来了。日光底下的这两个人，过去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尼的过去发生了什么，《气球》始终没有明说。但火中取书一段，令她旧伤未平，又添新伤。围绕那本书的几场戏——送书、烧书、探望，也就是阿尼一生的故事。只是我们不曾，也没有机会去翻开它。

两位女演员——索朗旺姆和杨秀措的肢体语言都丰富到位。她们不需要开口台词，不需要设置强调戏剧冲突，身形与影子，就仿佛在诉说她们的人生故事。她们的表现，已经在年度表演中属于佼佼者。很抱歉地说，大多数中国电影里的女演员，就连“形象”这一关都没有过。

索朗旺姆在《撞羊》中，是以暗情涌动的台词和撩人的表情特写取胜。这一次，她一直弓着身子，忙里忙外，又羞于开口说起避孕的事情。

杨秀措在出场之后，一直没有开口说台词。回想起来，依然不记得她模样，就像撞见一幅红色的印象派画作。这是藏地电影中都罕见的角色，有红尘未了又无可奈何的意思。

《气球》包含了导演过去作品的影子，也指向一些经典名片。一眼可见的，是《红气球》和《蒙古精神》。对依然沉浸在《撞死了一只羊》灵魂出窍体验中的影迷，《气球》把“不在此时、不在此地”的超验，再往前推上一步走。超现实镜头，交织了过去与幻想，奔丧与送行，于我个人都有强烈的触动。

生不生孩子，是个眼下话题，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又催生出荒诞悲喜剧。好比电影里，不能生育产崽的老母羊，变成了一个累赘。再到松太加的《拉姆与嘎贝》，婚姻与孩子引发的麻烦，堪比阿斯哈·法哈蒂的家庭风暴。

金巴饰演的男主角色，有观众要问：他是一个好父亲，还是一个坏丈夫。小儿子几次追问他，还没有从县城买气球回来么。他都敷衍而过，跟朋友喝着大酒。

如同“气球”，种羊也是一个引发生存压力的事物。这一家人所在的境地，显然到了要考虑多一张嘴就会有麻烦的地步。对于享受衣食伸手张口的独生世界，似乎很难理解讨要一个气球怎么磨蹭那么久，还去强迫妻子这啊那的。

无论如何，他在道歉和带回红气球的那一刻，我都认为，眼前这个汉子是真实、矛盾且丰满有血肉的。他是个尽职的父亲，正如他训话不想读书的大儿子。他可以像种羊那样能干，也愿意为了老父亲做尽孝之事。同样的事情，似乎也发生在妻子身上。她斩断阿尼残留在俗世的最后一丝念想，错过化解误会与道歉的决绝，与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走向，不无关联。

只要带着愧疚，只要愿意认错，例如两位男性人物：高大的父亲与瘦削的小学老师。他们会因为犯了错而感到痛苦，但他们也希望能从错误中站起来。会犯错，能修正，带着忏悔，去做弥补——这，才是人。

电影最后，两只气球的命运，不一定会超乎观众的想象。然而，气球身上，竟有同时成立的两种象征。一种说法是，它们是爷爷与新生命，是明线。还有一种认为，它们是两个女性角色，阿尼和远走的母亲。两个女人身上的隐线故事，一个半开放的结局，我认为是《气球》的高明之处，它说出了命运自由和为谁而活的道德两难。这是万玛才旦从影14年的大成之作。

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

这次平遥影展，除了万玛才旦的《气球》和松太加的《拉姆与嘎贝》。“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还有德格才让的《他与罗耶戴尔》。15年间，从万玛才旦在2004年拍摄短片处女作《草原》（他是电影学院第一位藏族学生，也是第一位藏族电影导演），到藏地电影全面开花，不断有后来者和年轻人接力而上。2019年的平遥，它向所有人展示了开花期的全貌。观影后，有机会和万玛才旦导演聊了聊他的创作经历——

木卫二：《气球》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片中取景地有无特殊意义？

万玛才旦：多数场景是在青海湖边，部分场景是在我老家搭建的。除了故事气氛情景的需要，也希望比较贴合电影中的风土人情。

木卫二：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有哪些表达方面的诉求？

万玛才旦：初衷其实很简单。有一天我在街上行走，看到一个气球在风中飘，这个意象给了我灵感，慢慢我有了一些创作的冲动，就有了这个故事的大概框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很快把剧本写了下来。

我其实想讲的，就是灵魂和现实的关系。在藏地，藏人是很看重灵魂的，我们认为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是生生不息的。在当下，当灵魂遇到现实的时候，就会有矛盾吧。我想讲的是人的处境和困境。

木卫二：导演这次在创作《气球》时有哪些新的艺术实践或探索？

万玛才旦：这次整体还是以写实为主，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梦境和幻想的意象。在表现方法上，与以往的创作不同吧。比如和《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相比的话，《气球》在意象层面更丰富了。

木卫二：写作者的身份对您的电影创作有影响吗？您对文字语言与视听语言的不同有什么感受呢？

万玛才旦：当然有影响。在很多方面对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让你的电影，在很多层面更加地丰富。文字语言和视听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述系统，很不同，各有特点。

木卫二：影片中的现实，一方面是家庭的贫穷，另一方面是女性角色对传统生育观念萌生的反叛。您如何看待其中灵魂困境与女性困境的关系？

万玛才旦：在当下藏区，大部分女性一般都以一种很传统的形象存在，她们坚守信仰，忍辱负重。当因为各种外在、内在的因素，女性有所觉醒，有所反叛的时候，她们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

木卫二：如何选定影片目前的开放式结尾？《气球》结束于一直作为“喻体”的气球转化为“本体”，真实出现在所有人的生活中，这有透露您在观察态度之外的立场或者期冀吗？

万玛才旦：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自然而然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结尾。不光是我个人，也是很多藏人希望超越那种现实困境的一种期冀吧。

木卫二：《气球》入围威尼斯，也是您个人第三次入围威尼斯，有何感想？

万玛才旦：也没什么特别的感想，有这样一个平台还是不错的，能把自己的最新作品带到三大电影节上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人看到电影，这是很不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