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06日 星期四
捧场制度和罐头笑声
第74版:专栏/人间声色 2022-09-19

捧场制度和罐头笑声

张佳玮

张佳玮

自由撰稿人

Free Lancer

杂食动物

观众是艺术家的衣食父母,所以艺术家总得想法子影响他们的衣食父母。

据说,大喜剧家莫里哀经常乔装打扮,去看自己的戏剧首演。还时不时左顾右盼卖萌不已:“这个剧,啊,是哪个家伙写的啊?”企图把场面盘活一点,以免死气沉沉。现场观众的反应很重要,往往能由此带动全场的姿态。

1830年,维克多·雨果的《欧那尼》初上演,当时浪漫主义者和保守派磨刀霍霍,各自发威。保守派们订了包厢却不去,到了场也背朝舞台坐着,表示“老子糟蹋票钱也不稀罕看!”;浪漫主义者们,包括大仲马、拉马丁、梅里美、巴尔扎克、乔治·桑、肖邦、李斯特、德拉克洛瓦这些人——现在都是满教科书乱窜、让学生们背得头疼的大神们,当时都还是风流不羁的摇滚青年——则卫护在舞台周围,为雨果,他们的浪漫主义领袖,声嘶力竭地叫好。雨果夫人说他们:“狂放不羁,不同凡响……穿着各种样式的服装……羊毛紧身上衣啦,西班牙斗蓬啦,罗伯斯庇尔的背心啦,亨利三世的帽子啦……就是不穿当代的衣服,光天化日下晃荡。”的确离经叛道,但这份姿态很有必要:有了他们这份叫好,雨果的首演才能成功,后面的传奇才绵绵不绝;如果开幕即冷遇,后续名声往往也就完了。

观众很容易被周围的情况影响。这道理很早就有人明白了。1820年,巴黎有两位先生,索通与波奇尔。他们惯在歌剧院看剧,深知单个观众的反应,会如何影响周围。于是他们成立一个组织,“歌剧演出成功保险公司”,专门给歌手和剧院经理提供服务。10年之后,捧场制度到了全盛期,成了全欧歌剧界公开的秘密:剧方付钱,观众鼓掌。

既然是服务,当然也得细化甚至个性化。到20世纪,意大利的捧场制度,已经分门别类了:演员登台时,男士给掌声和女士给掌声,价格不同;演出时给寻常掌声和长时间鼓掌,价格不同;如果要加喝彩声,得另外加钱;要求返场,甚或狂热的叫好喝彩,价格最高。之所以不同的掌声价格也不同,是因为买这项服务的演员与剧方,深知不同的掌声,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利益;也因为负责鼓掌的人们,早已通晓不同的反馈,会带来怎样的反应。

有了广播与电视之后,现场鼓掌的业务没那么发达了——但别的行当,起来了。

现在我们看许多喜剧,都爱配罐头笑声。到得后来,真假难辨,不知道哪段笑声是假,哪段笑声是真。罐头笑声20世纪中期诞生于美国,当然有些人不喜欢这些笑声。比如20世纪中期,美国的制片人大卫·尼文觉得罐头笑声这玩意,既狂野又不分青红皂白,相当机械;但罐头笑声的大宗匠、CBS的录音师查理·道格拉斯认为,罐头笑声实在好,而且很有必要:从节目整体效果来看,罐头笑声有利于控制作品节奏。这大概就是“真实”与“效果”之争了吧?

道格拉斯先生发现,许多现场观众比较紧张,不容易笑出声;考虑到拍摄成本,现场收音远不如后期制作插入笑声来得方便。于是上世纪60年代,罐头笑声成了主流,许多编剧和导演甚至专门留出台词之间的空白时段——不是方便观众们笑,而是方便制作方插入笑声。就像意大利人为掌声分门别类似的,道格拉斯先生也不满足于一味傻笑。他专门通过各类剪辑,把罐头笑声都细化了,种种笑声混编起来,用来搭配各种包袱。

有趣的是,无论是被安排好的鼓掌声,还是被安排好的笑声,归根结底,都在向我们证明:人的反应,多数时候就这么微妙,大多数人,无论自觉多么主动,终究是机械地按社会认同原理在行动。许多时候,周围看起来整齐的声音未必是真实的,只是希望合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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