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黄永玉:爱,怜悯,感恩
第58版:文化 2024-08-05

黄永玉:爱,怜悯,感恩

王悦阳

黄永玉。摄影/贺信

上图:爱,怜悯,感恩,黄永玉一生的写照。

上图:黄永玉、张梅溪夫妇。

下图:沈从文(左)是黄永玉的表叔。

上图:《小夜曲》。

左图:黄永玉与黄裳(右)相聚在上海。

上图:《深山何处钟》。

右图:黄永玉与新民周刊记者王悦阳合影。

在一次聚会上,我曾问他:如果您有一块纪念碑,在碑文上,会写下什么?黄永玉神情严肃地回答:“爱,怜悯,感恩。”或许,这三个看似简单却充满情感分量的词汇,正是其一生最好的写照。

记者|王悦阳

“我的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一笔一笔在画,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写。”总结自己的一生,黄永玉如是说。

1924年,黄永玉生在湖南湘西著名的凤凰古城,父母是早期共产党员,毕业于师范学校,接受先进文化教育,各自担任凤凰县男女小学的老师。祖父是当地著名的读书人,曾帮熊希龄总理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表叔沈从文更是现代知名的作家和文史学者,太祖母虽是瞎子,却喜欢诗词,对人对事往往极有主见与独到见地,令人钦佩,还有一位敢爱敢恨,忠义且厉害的奶妈王伯,黄永玉一生对她感念与钦佩最多,认为自己受其影响最大。的确,古朴与野蛮,纯真与血腥,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湘西凤凰这片多民族交融的土地上,既矛盾又和谐地共存者,这种包容与多元,也给了黄永玉更多恣意挥洒的空间,逐渐形成了他性格中的独立、自由与叛逆精神,以至到了晚年,黄永玉时不时还会经常回到家乡,这片土地是他的精神家园与生命襁褓,他自己曾笑着说:“我的家乡就像自己的被窝。睡到被窝里面,自己的气息自己习惯。”

12岁,黄永玉家道中落,作为家中长子,不得不背负行囊,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流浪。投靠父亲不成,他来到福建厦门的集美学校读书,成绩虽然不好,时常旷课留级,却在学校图书馆里接触阅读到大量书籍,开阔眼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接触到木刻艺术,自学成才,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作品。书没读完,随着时代的洪流,他在流浪中成长,从泉州、赣州、上饶,到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做过瓷器厂小工、教师、抗战宣传队队员、报纸编辑,也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最终以青年木刻艺术家的身份闻名于世。晚年的他常说搞艺术的人“艺术的八字要好”,在他漫长且浓郁的一生中,正是遇到许许多多的贵人相帮与影响,表叔沈从文、巴金先生、张乐平先生、李桦先生乃至只有数面之缘的弘一法师,以及相交一辈子的好朋友黄裳、殷振家、汪曾祺……从12岁离开家乡起,直至99岁高龄去世,黄永玉的一生收获着友情、爱情,也伴随着苦难、清贫,人生的非凡经历与际遇成就了他独特的艺术与性格。经历了一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他留给年轻人这样的忠告:“珍惜时间、好好读书,一辈子跟着书走,不会坏。”

十年前,90岁的黄永玉来上海举办“黄永玉的文学生涯”展。在一次聚会上,我曾问他:如果您有一块纪念碑,在碑文上,会写下什么?黄永玉神情严肃地回答:“爱,怜悯,感恩。”或许,这三个看似简单却充满情感分量的词汇,正是其一生最好的写照。

爱: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黄永玉和夫人张梅溪相濡以沫整整七十五载的爱情故事,多年来一直传为佳话:他们相识于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张梅溪是将军之女,相貌出众、气质不凡,从小在家庭熏陶下,她受到良好教育,酷爱文学艺术。相比之下,当时十八九岁的黄永玉是刻木刻的流浪小伙。

在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黄永玉这样描写第一眼看到的张梅溪:“一个广东姑娘,皮肤黑黑的,讲国语带浓重广东腔,人和和气气,穿着打扮按照平常标准来说,稍微洋了一点。”还有一次,黄永玉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张梅溪时,说自己紧张得老半天才蹦出来一句:“我有一百斤粮票,你要吗?”引得张梅溪莞尔一笑。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张梅溪热情善良,天真纯朴,也非常聪明有学识,爱文学爱艺术,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这些与周围人不同的特性都深深吸引了黄永玉。他们一个刻木刻,一个唱歌,一个有着从小生长在乡村的野蛮而诗意的生活,一个则向往着自由自在的人生……平常人眼里少言寡语的张梅溪,在黄永玉的陪伴下,敞开心扉。黄永玉不仅会剪人影,还会吹小号。在他的《音乐外行札记》中,黄永玉记录了他的爱情经历:“我年轻时节衣缩食,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

有一天,在躲警报的间隙,黄永玉忽然问张梅溪:“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了,你怎么办?”张梅溪回答:“那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连忙说:“如果是我呢?”张梅溪笑着说:“你为什么现在才问?你问,我早答应了。”这一回,轮到黄永玉措手不及:“问不问其实关系不大,是不是?”张梅溪却一脸认真地说:“怎么不大?你爱我,我怎么晓得?”“我有点害怕,这方面我没有经验。”黄永玉尴尬地笑了。“你怎么好说‘经验’呢?”张梅溪笑着用鼻子擦擦黄永玉的下巴、脸和耳背后……这一段温馨而浪漫的对话,或许是两人一生最难忘的珍贵回忆。

就这样,他们走到了一起,牵起的手再不肯放开。张梅溪发现黄永玉的头发太长,就带他去理发,结果路途中黄永玉发现了一块他很想要的木板,可一旦理发了就不能买木板,买了木板就不能理发,心里很是愁苦……“你去理发,木板子我送你好不好?”于是,当黄永玉理发出来,张梅溪早已买下了那块木板送给他。

与穷小子的恋爱浪漫却有艰辛,自然会遭遇家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俩相爱的事不久就传到了张梅溪的父亲耳里,将军将女儿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同意的,都很反对,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能跟一个流浪汉结婚,甚至关了张梅溪禁闭。遭遇挫折的黄永玉感到很沮丧,伤心地离开了张梅溪,只身一人来到了赣州。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一份报馆的工作。但谁知,此时张梅溪的心早已被丘比特的爱情神箭射中了。有一天,正当他因为与爱人分别而难过之时,忽然接到了张梅溪从赣州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自己从家里跑出来了。黄永玉听了惊喜万分。她没有钱怎么跑出来的呢?原来,有一支由地下党组织的演剧队正在韶关演出,张梅溪以出去看戏为由从家里跑了出来。她把金链子拿出来卖了,然后坐了黄运车(一种运货的车子)来到了赣州。

黄永玉马上从朋友那借来了一辆自行车,骑快车直奔60公里外的赣州。离赣州还有10公里路,已是晚上10点多,天黑了,完全不能骑车了。他便找了个鸡毛店住了下来。店里没有被子,他只好用散的鸡毛盖在身上取暖。他太兴奋了,无法入睡,只觉得全身都在被跳蚤咬……第二天一大早,草草把身上的鸡毛拍一拍,就急忙忙继续骑车赶路——去接自己的新娘。赶到赣州,她一见到头发上全是鸡毛的他,笑得差点流出了眼泪……两人随即举办了简单温馨的婚礼,从此相守终生。

1953年2月,黄永玉听从了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建议,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黄黑蛮从香港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中央美院教师宿舍,年轻的黄永玉与张梅溪成了“孩子王”,带着他们游戏、玩耍、念书、画画,孩子们亲切地叫张梅溪“梅梅妈妈”,而岁月也把张梅溪从一位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女,锻炼成了一位干练、爽快的“女强人”。这段日子里,黄永玉由于有夫人的悉心照料,生活的安定,他创作的木刻《春潮》《阿诗玛》《葫芦信》《齐白石像》等轰动画坛,成为其版画艺术代表作。而后,他又开始学习国画,喜欢上了梅与荷花,特别是他笔下的荷花,在形态、色彩、风韵上独具一格,令人眼前一亮。

特殊时期,黄永玉被安排下放劳动,尽管身陷“牛棚”,度日如年,但对妻子的思念却始终不尽,每天晚上他都会把自己蒙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偷偷写下一首长诗,取名为《老婆呀,不要哭》,以此来安慰妻子。在诗中,他对张梅溪说:“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还大胆对她说:“一百年不变”。不久之后,他又给妻子写了一首情诗,诗中写道:“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梅溪:“不是说人生百年结为一世夫妻吗?十万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

“我吻你,吻你稚弱的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或许,在黄永玉深情且真挚的诗句前,任何赞美与褒扬,都是多余的。相濡以沫整整七十五载,张梅溪默默地伴随着黄永玉,漂泊中有她的身影,成就中有她的祈福,患难中有她的分担。96岁那年,因为疫情和身体原因,张梅溪在香港去世,相爱一生的他们终未能见到最后一面,黄永玉嘴上虽然不说,内心的思念却注入画笔。在此次新作展中,《小夜曲》不仅是黄永玉寄托对妻子爱意的画作,也是其一生最后创作的“绝唱”——画面画着一对交叠而坐歌唱的年轻人,相互依偎着,甜蜜而美好,跋文用很小的字写下:“病中想起七十八年的老歌,黑妮居然沿着历史道路给我闻出了原来痕迹,真不简单。老爸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于太阳城”。不久之后,99岁的黄永玉住进了协和医院,2023年6月13日凌晨,黄永玉去世,《小夜曲》成了他的最后作品。斯人虽逝,爱情永恒,正如黄永玉在一幅画上所写的那样:“我没有死亡,明年和你再见的仍然是今年的我。”

怜悯: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尽管一生伴随着苦难与艰辛,但黄永玉非常欣赏卡夫卡曾说过的那句话:“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我曾专门问过他如何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对此,黄永玉沉思片刻,向我娓娓道来:“我从小受的教育比较特殊,再加上抗战八年的残酷的生活,对于生死我就有了我自己的角度。其实对待人生,我也有我的看法,对于挫折和苦难,不在乎,没什么了不起。尤其我是孤立的个体,特别是在文化上,我是个体,我不需要照顾周围。我没有派,我就是一个人,不过一个人也有个麻烦,就是谁都可以欺负你。形象一点,谁都可以踢你两脚,打你几下,你要忍耐,回家去用功。所以我在家很努力,幸好我没有派,我是个个体,自由。由此想到自由的问题。自由是什么?别人给你的,那叫做自由吗?自由是自己主观的东西。司马迁是自由的,受了宫刑,关在监牢里面,写出《史记》来。很重要的是培养自己主观的自由意识。对于周围的社会就要用这种态度。”

而对于“怜悯”二字,黄永玉向我解释:“爱,是因为有很多老前辈、家里人、朋友这么爱我。而一生又遇到这么多愚蠢的、幼稚的、残暴的手段,你怎么能不去怜悯他,为什么那么傻呢?因此我要怜悯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蠢?好好的一个世界怎么弄成这样!所以我用怜悯去面对苦难。”

正如作家李辉所说的那样,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表叔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沈从文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对美的欣赏,对创造的沉溺,对苦难的释然,对仇恨的怜悯与慈悲,都在黄永玉心中竖起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他曾这样写道:“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毋庸置疑,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在黄永玉笔下,沈从文平常而从容,总是怀着美的情怀看待这个世界。

这对从湘西走出来的表叔侄,在艰难日子里相濡以沫,支撑各自的文化信念而前行,在漂泊中执着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曾经有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黄永玉与李可染、李苦禅等一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有一回,黄永玉回到家里,身上满是被打的血痕,血迹甚至凝结在了衣服上。见到丈夫这样的遭遇,梅溪流着眼泪用温水为丈夫一一清洗伤口。她责怪丈夫:“他们打你,你为什么不叫出来?”倔强的黄永玉回答:“我不能让施暴者有恶的快感!”后来,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张梅溪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这一打击就病倒了。黄永玉心急如焚,请医生治了也不见好,他灵机一动,在房子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有一次在街上,黄永玉遇到了许久不见的表叔沈从文,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表叔轻轻对他说了一句:“要从容。”也正是这“从容”二字,让黄永玉最终走出苦难,迎来新的辉煌。

在黄永玉的晚年,时常会对年轻人说这样一番话:“不要用诅咒、仇恨、怨毒,要用悲悯,看待痛苦。表叔曾经在一封信上给我写过这样三句话: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今天,我也愿意把这三句话送给年轻的朋友们。”

感恩:对这个世界,我充满感恩之情

黄永玉与上海有缘,尽管他的一生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时间很短,但他坦言自己始终爱着这座城市,在这里,有令他尊敬的前辈老师,有提携帮助他的同行友朋,浓浓的情感,化作深深的感恩。

“我开始接触世界,接触家乡以外的那个大的世界,是从上海开始的。小时候就看《时代漫画》《上海漫画》,认识这个时代、社会、环境,也知道了张乐平、叶浅予、张正宇、张光宇……我就想一定要到上海来。”他曾充满感情地向我回忆自己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情缘。1947年,黄永玉第二次来到上海,之前一次是十几岁时,并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记得国际饭店很高。“再一次来到上海,打开眼界,看到那么多延安木刻家的作品……一个那么大的局面,那么新的世界,呈现眼前。”每每回忆起上海的那段经历,黄永玉总是带着别样的感慨。那时候的生活虽然穷困不堪,但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条道路开始,黄永玉以其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作品,获得了艺术上的成长。

“到了上海,我就被安排在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宿舍里,随后开始找我的关系,见到了我多年以来写信来往的老前辈:野夫先生,李桦先生等,接触得最多的是杨可扬老哥等人,当时他们在虹口大名路的楼上。还见到了唐弢先生,他对我非常好,想方设法要帮我的忙,设计封面啊,刻点插图等等,解决我的收入问题。那时候,木刻协会每年在上海开两次展览会,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我当选常务委员。当时穷得很,穷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今天没有人可以过我这样的日子。吃一顿饭要从虹口走到复旦大学找我的初中同学,或者到同济大学找我的小学同学,吃完饭再往回走,回去刻木刻。饭是吃到了,可是费鞋,我唯一的一双皮鞋,我很心疼,可是也没有办法。”

尽管在上海的岁月无一日不辛苦,但在黄永玉晚年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师长、友朋们深厚感情的围绕,特别是他与黄裳、汪曾祺三人的友谊,更是一段佳话。那时候黄永玉在闵行中学教书,星期六到市区来找汪曾祺,然后一起去找黄裳,在他俩看来,黄裳是绝对的“有钱人”,在一家公司里做高级职员,又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翻译外国文学,收入颇丰。“那时候他一看到我们,马上放下手头的文件,抽屉一锁,就和我们走。汪曾祺私下里告诉我,在上海滩能混到这样的级别,是颇不简单的。几乎每个星期六黄裳就带我们出去玩,吃东西、看电影、喝咖啡……文学、艺术、电影、历史,我们仨有聊不完的话题。”晚年只要来上海,念旧且重情的黄永玉必定会与黄裳聚会,“请黄裳兄吃饭时,我总是开玩笑:年轻时吃了你那么多顿,老了总要还还情的”。

事实上,不独黄裳,对于喜剧导演殷振家、著名作家谢蔚明等老朋友,黄永玉总是照顾有加。人说黄永玉千金难买,一画难求,特别是功成名就之后,他的画已经超过10万元一尺,最贵的一幅甚至达到了100万元一尺,于是很多人借着亲属、友朋的名义白手索画,黄永玉烦不胜烦,索性在凤凰家里中堂左壁挂了一则声明:“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钞票面前,人人平等。铁价不二,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有人批评黄永玉认钱不认人,却没看见声明后面还有一条: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究竟是爱钱还是爱画?黄永玉曾坦言:“我不是不送画,有些老朋友不问我要我还非得送。”有位老友,尽管晚年生活困顿,却始终舍不得拿黄永玉相赠的书画去卖钱,黄永玉得知后,不喜反气,连连责备老友:“画没了我可以再画给你,有了钱能解决问题,干嘛不去卖?!”

除了黄裳,汪曾祺也是黄永玉无话不谈莫逆之交,在上海的岁月里,他还曾在给老师沈从文的信里,毫不掩饰对黄永玉的赞美:“黄永玉是一个小天才,即使你将来写不出东西,多做一些帮助黄永玉的事也不会令你失望。”甚至还坦言:“我总算找到了我可以终身做朋友的人。”在黄永玉看来,汪曾祺不光在文学上有造诣,在绘画上非常有随意性,对很多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他在和李辉的谈话中曾经说过,如果现在汪曾祺在的话,可能自己的万荷堂就不是现在的万荷堂,自己的画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汪曾祺在自己的心里分量太重,以至于无从下笔……言语之间,颇多感慨。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阵子黄永玉来到上海,寻访故友,结交新朋,当时他寄居在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女士位于陕南邨的家里,有天晚上打车,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她是个女司机,知道我是画画的之后,告诉我她丈夫也画画,因为喜欢画画,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她为了全力支持丈夫,一个人开车养家,她坚信自己的丈夫一定能画出名。我听了很感动,回去送了本画册给她丈夫,转达一个画画的对另一个画画的人的敬意。这就是上海,别处没有!”

虽然在上海生活的岁月并不久,但是无论到哪里,只要人家问起黄永玉,他就说自己最喜欢上海。“因为让我认识世界就是从上海开始的。若是在内地,怎么会知道现代派的绘画潮流?世界美术的思潮我是从上海开始理解的。更可贵的是,很多小时候崇拜的人逐渐在上海变成自己的朋友,这种感觉太妙了!我一生感恩许多人,师长、亲朋、家人,对这个世界,我充满感恩之情,其中,也包括上海!”

读报纸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