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爱，怜悯，感恩

黄永玉。摄影/贺信

上图：爱，怜悯，感恩，黄永玉一生的写照。

上图：黄永玉、张梅溪夫妇。

下图：沈从文（左）是黄永玉的表叔。

上图：《小夜曲》。

左图：黄永玉与黄裳（右）相聚在上海。

上图：《深山何处钟》。

右图：黄永玉与新民周刊记者王悦阳合影。

在一次聚会上，我曾问他：如果您有一块纪念碑，在碑文上，会写下什么？黄永玉神情严肃地回答：“爱，怜悯，感恩。”或许，这三个看似简单却充满情感分量的词汇，正是其一生最好的写照。

记者｜王悦阳

“我的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一笔一笔在画，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写。”总结自己的一生，黄永玉如是说。

1924年，黄永玉生在湖南湘西著名的凤凰古城，父母是早期共产党员，毕业于师范学校，接受先进文化教育，各自担任凤凰县男女小学的老师。祖父是当地著名的读书人，曾帮熊希龄总理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表叔沈从文更是现代知名的作家和文史学者，太祖母虽是瞎子，却喜欢诗词，对人对事往往极有主见与独到见地，令人钦佩，还有一位敢爱敢恨，忠义且厉害的奶妈王伯，黄永玉一生对她感念与钦佩最多，认为自己受其影响最大。的确，古朴与野蛮，纯真与血腥，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湘西凤凰这片多民族交融的土地上，既矛盾又和谐地共存者，这种包容与多元，也给了黄永玉更多恣意挥洒的空间，逐渐形成了他性格中的独立、自由与叛逆精神，以至到了晚年，黄永玉时不时还会经常回到家乡，这片土地是他的精神家园与生命襁褓，他自己曾笑着说：“我的家乡就像自己的被窝。睡到被窝里面，自己的气息自己习惯。”

12岁，黄永玉家道中落，作为家中长子，不得不背负行囊，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流浪。投靠父亲不成，他来到福建厦门的集美学校读书，成绩虽然不好，时常旷课留级，却在学校图书馆里接触阅读到大量书籍，开阔眼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接触到木刻艺术，自学成才，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作品。书没读完，随着时代的洪流，他在流浪中成长，从泉州、赣州、上饶，到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做过瓷器厂小工、教师、抗战宣传队队员、报纸编辑，也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最终以青年木刻艺术家的身份闻名于世。晚年的他常说搞艺术的人“艺术的八字要好”，在他漫长且浓郁的一生中，正是遇到许许多多的贵人相帮与影响，表叔沈从文、巴金先生、张乐平先生、李桦先生乃至只有数面之缘的弘一法师，以及相交一辈子的好朋友黄裳、殷振家、汪曾祺……从12岁离开家乡起，直至99岁高龄去世，黄永玉的一生收获着友情、爱情，也伴随着苦难、清贫，人生的非凡经历与际遇成就了他独特的艺术与性格。经历了一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他留给年轻人这样的忠告：“珍惜时间、好好读书，一辈子跟着书走，不会坏。”

十年前，90岁的黄永玉来上海举办“黄永玉的文学生涯”展。在一次聚会上，我曾问他：如果您有一块纪念碑，在碑文上，会写下什么？黄永玉神情严肃地回答：“爱，怜悯，感恩。”或许，这三个看似简单却充满情感分量的词汇，正是其一生最好的写照。

爱：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黄永玉和夫人张梅溪相濡以沫整整七十五载的爱情故事，多年来一直传为佳话：他们相识于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张梅溪是将军之女，相貌出众、气质不凡，从小在家庭熏陶下，她受到良好教育，酷爱文学艺术。相比之下，当时十八九岁的黄永玉是刻木刻的流浪小伙。

在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黄永玉这样描写第一眼看到的张梅溪：“一个广东姑娘，皮肤黑黑的，讲国语带浓重广东腔，人和和气气，穿着打扮按照平常标准来说，稍微洋了一点。”还有一次，黄永玉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张梅溪时，说自己紧张得老半天才蹦出来一句：“我有一百斤粮票，你要吗？”引得张梅溪莞尔一笑。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张梅溪热情善良，天真纯朴，也非常聪明有学识，爱文学爱艺术，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这些与周围人不同的特性都深深吸引了黄永玉。他们一个刻木刻，一个唱歌，一个有着从小生长在乡村的野蛮而诗意的生活，一个则向往着自由自在的人生……平常人眼里少言寡语的张梅溪，在黄永玉的陪伴下，敞开心扉。黄永玉不仅会剪人影，还会吹小号。在他的《音乐外行札记》中，黄永玉记录了他的爱情经历：“我年轻时节衣缩食，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

有一天，在躲警报的间隙，黄永玉忽然问张梅溪：“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了，你怎么办？”张梅溪回答：“那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连忙说：“如果是我呢？”张梅溪笑着说：“你为什么现在才问？你问，我早答应了。”这一回，轮到黄永玉措手不及：“问不问其实关系不大，是不是？”张梅溪却一脸认真地说：“怎么不大？你爱我，我怎么晓得？”“我有点害怕，这方面我没有经验。”黄永玉尴尬地笑了。“你怎么好说‘经验’呢？”张梅溪笑着用鼻子擦擦黄永玉的下巴、脸和耳背后……这一段温馨而浪漫的对话，或许是两人一生最难忘的珍贵回忆。

就这样，他们走到了一起，牵起的手再不肯放开。张梅溪发现黄永玉的头发太长，就带他去理发，结果路途中黄永玉发现了一块他很想要的木板，可一旦理发了就不能买木板，买了木板就不能理发，心里很是愁苦……“你去理发，木板子我送你好不好？”于是，当黄永玉理发出来，张梅溪早已买下了那块木板送给他。

与穷小子的恋爱浪漫却有艰辛，自然会遭遇家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俩相爱的事不久就传到了张梅溪的父亲耳里，将军将女儿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同意的，都很反对，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能跟一个流浪汉结婚，甚至关了张梅溪禁闭。遭遇挫折的黄永玉感到很沮丧，伤心地离开了张梅溪，只身一人来到了赣州。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一份报馆的工作。但谁知，此时张梅溪的心早已被丘比特的爱情神箭射中了。有一天，正当他因为与爱人分别而难过之时，忽然接到了张梅溪从赣州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自己从家里跑出来了。黄永玉听了惊喜万分。她没有钱怎么跑出来的呢？原来，有一支由地下党组织的演剧队正在韶关演出，张梅溪以出去看戏为由从家里跑了出来。她把金链子拿出来卖了，然后坐了黄运车（一种运货的车子）来到了赣州。

黄永玉马上从朋友那借来了一辆自行车，骑快车直奔60公里外的赣州。离赣州还有10公里路，已是晚上10点多，天黑了，完全不能骑车了。他便找了个鸡毛店住了下来。店里没有被子，他只好用散的鸡毛盖在身上取暖。他太兴奋了，无法入睡，只觉得全身都在被跳蚤咬……第二天一大早，草草把身上的鸡毛拍一拍，就急忙忙继续骑车赶路——去接自己的新娘。赶到赣州，她一见到头发上全是鸡毛的他，笑得差点流出了眼泪……两人随即举办了简单温馨的婚礼，从此相守终生。

1953年2月，黄永玉听从了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建议，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黄黑蛮从香港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中央美院教师宿舍，年轻的黄永玉与张梅溪成了“孩子王”，带着他们游戏、玩耍、念书、画画，孩子们亲切地叫张梅溪“梅梅妈妈”，而岁月也把张梅溪从一位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女，锻炼成了一位干练、爽快的“女强人”。这段日子里，黄永玉由于有夫人的悉心照料，生活的安定，他创作的木刻《春潮》《阿诗玛》《葫芦信》《齐白石像》等轰动画坛，成为其版画艺术代表作。而后，他又开始学习国画，喜欢上了梅与荷花，特别是他笔下的荷花，在形态、色彩、风韵上独具一格，令人眼前一亮。

特殊时期，黄永玉被安排下放劳动，尽管身陷“牛棚”，度日如年，但对妻子的思念却始终不尽，每天晚上他都会把自己蒙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偷偷写下一首长诗，取名为《老婆呀，不要哭》，以此来安慰妻子。在诗中，他对张梅溪说：“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还大胆对她说：“一百年不变”。不久之后，他又给妻子写了一首情诗，诗中写道：“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梅溪：“不是说人生百年结为一世夫妻吗？十万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

“我吻你，吻你稚弱的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或许，在黄永玉深情且真挚的诗句前，任何赞美与褒扬，都是多余的。相濡以沫整整七十五载，张梅溪默默地伴随着黄永玉，漂泊中有她的身影，成就中有她的祈福，患难中有她的分担。96岁那年，因为疫情和身体原因，张梅溪在香港去世，相爱一生的他们终未能见到最后一面，黄永玉嘴上虽然不说，内心的思念却注入画笔。在此次新作展中，《小夜曲》不仅是黄永玉寄托对妻子爱意的画作，也是其一生最后创作的“绝唱”——画面画着一对交叠而坐歌唱的年轻人，相互依偎着，甜蜜而美好，跋文用很小的字写下：“病中想起七十八年的老歌，黑妮居然沿着历史道路给我闻出了原来痕迹，真不简单。老爸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于太阳城”。不久之后，99岁的黄永玉住进了协和医院，2023年6月13日凌晨，黄永玉去世，《小夜曲》成了他的最后作品。斯人虽逝，爱情永恒，正如黄永玉在一幅画上所写的那样：“我没有死亡，明年和你再见的仍然是今年的我。”

怜悯：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尽管一生伴随着苦难与艰辛，但黄永玉非常欣赏卡夫卡曾说过的那句话：“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我曾专门问过他如何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对此，黄永玉沉思片刻，向我娓娓道来：“我从小受的教育比较特殊，再加上抗战八年的残酷的生活，对于生死我就有了我自己的角度。其实对待人生，我也有我的看法，对于挫折和苦难，不在乎，没什么了不起。尤其我是孤立的个体，特别是在文化上，我是个体，我不需要照顾周围。我没有派，我就是一个人，不过一个人也有个麻烦，就是谁都可以欺负你。形象一点，谁都可以踢你两脚，打你几下，你要忍耐，回家去用功。所以我在家很努力，幸好我没有派，我是个个体，自由。由此想到自由的问题。自由是什么？别人给你的，那叫做自由吗？自由是自己主观的东西。司马迁是自由的，受了宫刑，关在监牢里面，写出《史记》来。很重要的是培养自己主观的自由意识。对于周围的社会就要用这种态度。”

而对于“怜悯”二字，黄永玉向我解释：“爱，是因为有很多老前辈、家里人、朋友这么爱我。而一生又遇到这么多愚蠢的、幼稚的、残暴的手段，你怎么能不去怜悯他，为什么那么傻呢？因此我要怜悯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蠢？好好的一个世界怎么弄成这样！所以我用怜悯去面对苦难。”

正如作家李辉所说的那样，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表叔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沈从文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对美的欣赏，对创造的沉溺，对苦难的释然，对仇恨的怜悯与慈悲，都在黄永玉心中竖起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他曾这样写道：“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毋庸置疑，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在黄永玉笔下，沈从文平常而从容，总是怀着美的情怀看待这个世界。

这对从湘西走出来的表叔侄，在艰难日子里相濡以沫，支撑各自的文化信念而前行，在漂泊中执着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曾经有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黄永玉与李可染、李苦禅等一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有一回，黄永玉回到家里，身上满是被打的血痕，血迹甚至凝结在了衣服上。见到丈夫这样的遭遇，梅溪流着眼泪用温水为丈夫一一清洗伤口。她责怪丈夫：“他们打你，你为什么不叫出来？”倔强的黄永玉回答：“我不能让施暴者有恶的快感！”后来，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张梅溪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这一打击就病倒了。黄永玉心急如焚，请医生治了也不见好，他灵机一动，在房子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有一次在街上，黄永玉遇到了许久不见的表叔沈从文，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表叔轻轻对他说了一句：“要从容。”也正是这“从容”二字，让黄永玉最终走出苦难，迎来新的辉煌。

在黄永玉的晚年，时常会对年轻人说这样一番话：“不要用诅咒、仇恨、怨毒，要用悲悯，看待痛苦。表叔曾经在一封信上给我写过这样三句话：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今天，我也愿意把这三句话送给年轻的朋友们。”

感恩：对这个世界，我充满感恩之情

黄永玉与上海有缘，尽管他的一生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时间很短，但他坦言自己始终爱着这座城市，在这里，有令他尊敬的前辈老师，有提携帮助他的同行友朋，浓浓的情感，化作深深的感恩。

“我开始接触世界，接触家乡以外的那个大的世界，是从上海开始的。小时候就看《时代漫画》《上海漫画》，认识这个时代、社会、环境，也知道了张乐平、叶浅予、张正宇、张光宇……我就想一定要到上海来。”他曾充满感情地向我回忆自己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情缘。1947年，黄永玉第二次来到上海，之前一次是十几岁时，并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记得国际饭店很高。“再一次来到上海，打开眼界，看到那么多延安木刻家的作品……一个那么大的局面，那么新的世界，呈现眼前。”每每回忆起上海的那段经历，黄永玉总是带着别样的感慨。那时候的生活虽然穷困不堪，但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条道路开始，黄永玉以其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作品，获得了艺术上的成长。

“到了上海，我就被安排在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宿舍里，随后开始找我的关系，见到了我多年以来写信来往的老前辈：野夫先生，李桦先生等，接触得最多的是杨可扬老哥等人，当时他们在虹口大名路的楼上。还见到了唐弢先生，他对我非常好，想方设法要帮我的忙，设计封面啊，刻点插图等等，解决我的收入问题。那时候，木刻协会每年在上海开两次展览会，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我当选常务委员。当时穷得很，穷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今天没有人可以过我这样的日子。吃一顿饭要从虹口走到复旦大学找我的初中同学，或者到同济大学找我的小学同学，吃完饭再往回走，回去刻木刻。饭是吃到了，可是费鞋，我唯一的一双皮鞋，我很心疼，可是也没有办法。”

尽管在上海的岁月无一日不辛苦，但在黄永玉晚年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师长、友朋们深厚感情的围绕，特别是他与黄裳、汪曾祺三人的友谊，更是一段佳话。那时候黄永玉在闵行中学教书，星期六到市区来找汪曾祺，然后一起去找黄裳，在他俩看来，黄裳是绝对的“有钱人”，在一家公司里做高级职员，又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翻译外国文学，收入颇丰。“那时候他一看到我们，马上放下手头的文件，抽屉一锁，就和我们走。汪曾祺私下里告诉我，在上海滩能混到这样的级别，是颇不简单的。几乎每个星期六黄裳就带我们出去玩，吃东西、看电影、喝咖啡……文学、艺术、电影、历史，我们仨有聊不完的话题。”晚年只要来上海，念旧且重情的黄永玉必定会与黄裳聚会，“请黄裳兄吃饭时，我总是开玩笑：年轻时吃了你那么多顿，老了总要还还情的”。

事实上，不独黄裳，对于喜剧导演殷振家、著名作家谢蔚明等老朋友，黄永玉总是照顾有加。人说黄永玉千金难买，一画难求，特别是功成名就之后，他的画已经超过10万元一尺，最贵的一幅甚至达到了100万元一尺，于是很多人借着亲属、友朋的名义白手索画，黄永玉烦不胜烦，索性在凤凰家里中堂左壁挂了一则声明：“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钞票面前，人人平等。铁价不二，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有人批评黄永玉认钱不认人，却没看见声明后面还有一条：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究竟是爱钱还是爱画？黄永玉曾坦言：“我不是不送画，有些老朋友不问我要我还非得送。”有位老友，尽管晚年生活困顿，却始终舍不得拿黄永玉相赠的书画去卖钱，黄永玉得知后，不喜反气，连连责备老友：“画没了我可以再画给你，有了钱能解决问题，干嘛不去卖？！”

除了黄裳，汪曾祺也是黄永玉无话不谈莫逆之交，在上海的岁月里，他还曾在给老师沈从文的信里，毫不掩饰对黄永玉的赞美：“黄永玉是一个小天才，即使你将来写不出东西，多做一些帮助黄永玉的事也不会令你失望。”甚至还坦言：“我总算找到了我可以终身做朋友的人。”在黄永玉看来，汪曾祺不光在文学上有造诣，在绘画上非常有随意性，对很多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他在和李辉的谈话中曾经说过，如果现在汪曾祺在的话，可能自己的万荷堂就不是现在的万荷堂，自己的画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汪曾祺在自己的心里分量太重，以至于无从下笔……言语之间，颇多感慨。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阵子黄永玉来到上海，寻访故友，结交新朋，当时他寄居在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女士位于陕南邨的家里，有天晚上打车，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她是个女司机，知道我是画画的之后，告诉我她丈夫也画画，因为喜欢画画，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她为了全力支持丈夫，一个人开车养家，她坚信自己的丈夫一定能画出名。我听了很感动，回去送了本画册给她丈夫，转达一个画画的对另一个画画的人的敬意。这就是上海，别处没有！”

虽然在上海生活的岁月并不久，但是无论到哪里，只要人家问起黄永玉，他就说自己最喜欢上海。“因为让我认识世界就是从上海开始的。若是在内地，怎么会知道现代派的绘画潮流？世界美术的思潮我是从上海开始理解的。更可贵的是，很多小时候崇拜的人逐渐在上海变成自己的朋友，这种感觉太妙了！我一生感恩许多人，师长、亲朋、家人，对这个世界，我充满感恩之情，其中，也包括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