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名者立传

◎唐宁

本人撰写的《归去来兮——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书中记录了一批上海迁往贵阳三线企业的职工，在50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书中人物全部使用真实姓名，故事由当事人向笔者口述，部分引自他们的书信和笔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在国家三线建设战略部署中，数百万东部沿海城市职工携家带口，迁往西部山区和内陆腹地。仅上海一城，几年之内就有304个项目、411家工厂、2.6万台设备、9.2万名职工迁往大三线地区。《归去来兮》所记录的由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的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只是其中一家。说起来，选择这家三线建设企业做深入采写，有一个漫长和偶然的缘起。

我在新民晚报当记者期间，素昧平生的新光子弟学校的陆际衡老师曾陪同老同事来找我反映户口回迁的遭遇，退休教师声泪俱下，像一个无辜的孩子。接待读者是记者生涯中常有的事情，但这一天却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2005年，我第一次接触大三线建设者，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

第二年春天，我跟随“娘家行”老职工来到贵阳新光厂，一处四周见山的地方。很多人携家带口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不少人就此扎根。“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新民晚报以连载形式刊出了我的报道。随后，本书人物之一——潜望镜总师马燮华的儿子马晓理，给我打电话，想联系他父亲在贵阳工作时的老同事。另一位书中人物张淑珍是随迁家属，原单位同事根据晚报上的线索找到了她。十年后，几位受访者拿出保存完好的新民晚报，虽然报道中没有提到他们，熟悉的工友和工厂的名字，也让他们感到温暖。此后我又听到不少曲折的人生故事，渐渐萌生了为他们写一本书的想法。

2015年我开始专题采访时，很多大三线企业已经成了工业遗址。第一代建设者都已退休，他们中有新中国培养的大中专生、痴迷于科技的技术人员、身怀绝技的工匠，大部分人月退休金在2000元左右，低于上海同期水平，当年的时代精英，成了需要帮困救助的弱者？然而在讲述热血青春时，他们依然神采飞扬。从资料准备到整理成稿，那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桓。

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去书写新光厂的历史。《归去来兮——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写了上百位新光人的亲身经历，而这家中等规模的三线企业，在鼎盛时期有过4000多名职工和上万名家属，我只采访了其中一小部分，书中呈现的也仅为部分受访者的人生片段。生活和历史远比我想到、听到、并能够呈现的更为复杂多样。但我以为，书中人物的经历也会发生在其他新光人、乃至所有三线建设者身上，他们都对国家有过无私的奉献，在改革开放转型路上，步履同样的蹒跚与艰难。这也是写本书的初衷，三线建设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秘而不宣的历史，我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祈望他们得到温良的对待。

随着三线建设文档的解密，研究逐渐深入，参与者的增加，题材和样式也渐渐丰富起来。对我个人而言，取一个点记录普通人的生命故事，来为50年的历史存档，是一次具有挑战的写作。从2015年开始到2019年初，我做了99次、涉及275位新光人的采访。采写与审核修正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事前的预估。

在采写过程中，我父亲罹患重病，最后三个月我每日去病房照料，他总是催促我回家、回家，他知道我在写这本书。在我唯一陪伴通宵的那个凌晨，他闭上眼睛不再睁开，嘴角浮现一丝笑意，留下深厚的仁慈与护佑。这期间与我父亲同龄的多位受访者也先后离世，还有人丧失了记忆。随着一代人的年迈体弱和离去，那些故事也将随风而逝。光阴似箭，生命无常。所以当我也得了一场大病后，等不及复元，又开始了码字。

回望来路，深深感谢所有的受访者、资料提供者、出版人和编辑，感谢他们给予的信任和帮助。谨以此书献给为新中国作出无私奉献的三线建设者。

（本文为《归去来兮》采写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