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水村图》

左图：元贞元年（1295年）赵孟頫42岁时，在叔亮内翰处观赏到唐摹《禊帖》（即《兰亭序帖》）神龙拓本，题跋道：“定武旧拓在人间者，如晨星矣，此又落落若启明者耶。”赞叹有加。

下图：赵孟頫见山东籍好友周密思乡心切，便以济南所见画了幅垂世名作《鹊华秋色图》相赠。

究其一生，实可谓生于江南、死于江南，中间出离的日子，便只剩下梦回江南。

撰稿｜喻军

元代的绘画生态，不同于唐、五代和两宋。后者为宫廷画院的成型和成熟阶段，尤其北宋，将宫廷画院的发展水平推向历史的巅峰。而前者基本废除了画院建制，甚而取消了读书人赖以改变命运的科举取仕制度。使得知识阶层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还要为生计疲于奔命。黄公望、吴镇曾行走江湖，靠给人算命占卜为生。倪瓒为逃避衙吏的勒索，由富返贫，浪迹太湖三泖20余年。王蒙心系仕途，好不容易谋得一官半职，却受胡惟庸一案牵连死于狱中。际世不辰的“元四家”，基本都沦为社会的底层。

赵孟頫是个例外。作为赵宋皇族血脉，他年纪轻轻即以才艺出众饮誉江南，地位也不同于蓬门子弟。在元廷的人才选拔机制中，前朝皇族这块金字招牌，自有其特殊的价值。然，本文的出发点，不在于对赵孟頫的取向作出评判，而在于关注他的艺术人生和江南文化的内在渊源。

当时的元廷，虽说废除了科举，但对江南才士的搜访十分看重。赵孟頫各方面条件皆居人中凤麟，自然列入首选。仕元后，他33岁赴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使坐于右丞叶公之上”。后赵孟頫留京，办差行事，甚合世祖之意，遂以“参决庶政，以分朕忧”的名义，对赵孟頫委以重任，并下旨准许“公（赵孟頫）出入宫无间”。赵孟頫头脑还算清醒，知道在门户角立的朝廷，备极荣宠便会招人嫉恨。于是，他自请外放，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四年下来，颇有清誉。元世祖驾崩后，元成宗召赵孟頫回京，没过多久，赵即称病，携妻管道升退居老家吴兴。许是江南风水的滋润，他在家乡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书画，还与一些文人学士相往来。有一次，赵孟頫见山东籍好友周密思乡心切，便以济南所见画了幅垂世名作《鹊华秋色图》相赠。

回乡两年后，赵孟頫力辞太原路汾州知州的任命，继续在吴兴过着整理国故、吟诗作画的生活。但作为官身，老这么闲着也不是个事儿，不知是否属于一种折中，1299年8月，赵孟頫愉快地接受了“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这一新职，等于是在家门口为官，岂不快哉？所以他一干就是10年，成为生命中与故土深度融合的重要阶段。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主张如书画同源说、画贵古意说、师法自然说也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

需要重点提及的是，有元一代书画家无论师法董、巨还是李、郭，皆视赵孟頫为“托古改制”的宗师。“元四家”更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赵孟頫的教诲。比如黄公望即赵孟頫的弟子，他曾在跋语中写道：“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王蒙系赵孟頫外孙，打小熏渍陶染，自不待说。倪瓒谓赵孟頫“殆似晋宋间人......虽寸缣尺楮，散落人间，莫不以为宝也”。至于梅花道人吴镇，因叔叔吴森与赵孟頫交厚，常被带到赵孟頫府上仰聆鸿问，实为私淑弟子。总括而论，若无赵孟頫，则难有“元四家”这个中国文人画史上第一阵容的出现。诗文书画，在元四家那里才达至一体多面、多面一体的博综上乘之境。所以后人毫不吝啬地把元代的文人画看作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而站在那个峰顶上的人物，只能是赵孟頫。

如果说赵孟頫的十年江南为官生涯，是其江南情怀的就地发散和对于江南文化的开派辟流，那么随着他不得不返京任职，则可从中看出他对江南根脉、故乡才俊的深厚维系和极力扶持。

元廷画家主要由文人画家和匠人画家组成，这里说明一点：元朝虽不设北宋那样的宫廷画院，仍存相应的组织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宫廷秘书机构（含翰林兼国史院、集贤院），其中就包括了赵孟頫、朱德润、赵雍（赵孟頫次子）、商琦等；二是鉴赏、收藏机构奎章阁学士院、宣文阁端本堂和秘书监，兼容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如柯九思、王振鹏、李肖岩等；三为宫廷专设绘画机构，多半依靠举荐或献画的方式进入朝廷，综合而言，集贤院画家地位最高。赵孟頫曾交替任职于集贤院和国史院，推为柱石人物。赵孟頫正是在高克恭去世的当年、即第三次入元廷任职时，才赢得了自己突出的地位。以其画学思想，提升了元廷绘画的品味，尤其是经过他的极力倡导，秉承南宋画风的流弊才得以遏制。同时，他唯才是举，使不少江南文人画家得以入朝任职。

在荐才方面，赵孟頫可谓气昌而情挚，比如他所推荐的朱德润、柳贯、袁桷、杨载等文人画家，皆为拔乎其萃的丹青好手。他们通过赵孟頫的引荐，得以在元廷文化机构立足，拥有了一方可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此处便有个问题，赵孟頫的举荐人才，若仅限于江南“谱系”，则难免遭人訾议。所幸并非如此，纵观他的荐才，虽有乘时取便的一面，却无私欲的盘算，所尊奉者，惟以审美理想、真才实学为选才的标尺。比如朱德润，祖籍河南商丘，并非江南人士。他25岁游历京城，因学识画艺出众，被赵孟頫举荐给了仁宗并召见于玉德殿，授予职事。再比如僧人溥光，山西人氏，和江南素无瓜葛，但其书画深具南宗文人画的优长。赵孟頫只是偶尔路过一酒肆，见帘上溥光的墨迹而谦称字好过我，遂不计身份高低荐于朝中。

至于那些并非赵孟頫推荐，但在艺术上深受赵孟頫影响的画家亦不在少数。他们同在元廷，有的还未必同代，却未尝相学而有无心之似，可谓贵乎守正而非诡随。这些人包括商琦、李衎父子、任仁发父子、王振鹏等。

可以说，无论是“在野派”的元四家，还是元廷的官方画派，均曾在赵孟頫的扶持下共同传递文人画的一脉星火。随着赵孟頫的离世，元廷“两院”便不复先前绘事之盛。而在野文人画的杰出代表、确切地说是在黄公望、倪瓒之后，萧规曹随，方形成元代山水画熠熠煌煌的一派新气象。所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元廷绘画还是元代在野派绘画，都有赵孟頫的身影作为牵引。其襟抱器识，爱才荐才，才使得江南文人画凸显于核心价值层面。

赵孟頫身为元廷重臣，若夫耽情书画，应期寰中，可他一直向往陶潜般世外悠游的境界。几次上书请辞，皆“君恩不许归”，直到66岁才得以归田。怎奈天不假年，仅过了三年逍遥自在的日子，便遽归道山。究其一生，实可谓生于江南、死于江南，中间出离的日子，便只剩下梦回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