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级”有限重回：教育公平与质量平衡术下的政策突围

上图：课堂教育，牵动人心。

下图：留级，能让一些暂时跟不上教学程度的孩子起飞吗？ 漫画/崔泓

左图：人生求学路，不仅仅是做题路。漫画/崔泓

“留级”真的要回来了吗？教育节奏改革的步伐，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

记者｜刘朝晖

2025年新学期前夕，教育部发布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中第十四条“适度放开特殊教育学生学籍变动权限”“情况特殊的可以允许其降级就读"的规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这一看似技术性的条款调整，被视为一种变相的留级机制，也被业内称为义务教育阶段“留级”制度的“隐形回归”——这一曾在2006年因教育公平理念被废除的制度，时隔20年后以特殊教育为切口重回公众视野。

“留级”真的要回来了吗？教育节奏改革的步伐，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这场围绕“留级”的讨论，折射出中国教育在人口结构转型、教育质量提升与个体发展需求之间的深层博弈。

从历史反思到现实需求

留级制度在我国教育史上并非新鲜事物。留级制度曾是中小学管理学生学业、促进学生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实行了史上最严厉的留级制度，一方面抓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学校管理，另一方面也抓学生的学习和考试管理。

当时，《中小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明确：语、数两科有一门不及格或外语、理、化三科中两门不及格或其他学科三门不及格，给予一次补考后仍不及格，将被留级。另外，体育不及格初中不得毕业。

但是留级制度也因其“差生标签化”“挤占教育资源”等问题一直受到诟病。沪上一位小学校长近日公开在报端分析说，当时各地学校都存在入学难的问题，但留级就会占用义务教育资源，甚至有的学生留一级不行，还要连续留几级，这就占用了其他适龄学生的就学名额；有些学生可能会因“留级生”的身份被贴上差生标签，在校园和社区中遭到歧视，从而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甚至留级人数增加直接促使其中一部分人辍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也提到，由于义务教育强调“义务”“免费”，当时主流意见认为，每个适龄学生享有九年义务教育，而留级也就会导致享受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留级学生增多，会导致财政投入增加，也会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因此，我国于2006年修订《义务教育法》时取消了因成绩差而强制留级的制度。“义务教育属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平等、公平、强制等特征，所以原则上不鼓励留级、跳级。其核心逻辑在于保障所有学生平等享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避免因学业表现差异导致的教育排斥。具体是否允许留级、跳级，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

而在实际中，过去20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留级现象很少。“即便有家长主动提出让孩子留级，教育部门也原则上不予鼓励支持，会以学校没有多余学位加以拒绝，要留级的学生，只能采取病休的方式，休学一年后再复学。”熊丙奇说。

然而，“一刀切”的不留级政策在实践中逐渐暴露新问题。据基层教师反映，部分学生因身体发育迟缓、智力障碍或长期缺课，在无法留级的情况下被迫“混完”九年义务教育，导致“合格率”沦为形式化指标。例如某地初中教师提到，一名自闭症学生因无法适应教学节奏，连续三年数学成绩低于20分，却仍按流程毕业，最终失去基础生存技能培养机会。这种困境催生了教育界对差异化政策的呼吁。

熊丙奇认为，“一刀切”地不留级，往往会让部分学业确实跟不上的学生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从现实看，有个别学生确实因自身身体与智力发育等问题，跟不上正常的教学进度，如果不允许他们留级，会让他们求学面临很大压力。就是让他们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也只是完成义务教育年限，并不能保障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质量，即达到合格要求。

新修订的《办法》正是对此类现实需求的回应。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特殊教育学生经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评估后，可依据实际情况降级就读。这一调整虽未直接使用“留级”表述，但通过赋予特殊教育群体学籍变动的灵活性，实质上为部分学业困难学生开辟了制度性缓冲空间。

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再平衡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浦东临港小学校长王先云近日表示，允许留级是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对学业困难、长期缺课或身心发展滞后的特殊学生，降一级学习是为他们提供教育补救的机会；用好留级政策也是为部分学生开辟了一条学业缓冲带，有利于减少教育失衡。在很多教育分析人士看来，新修订的《办法》是在制度层面，对于义务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一次再平衡。

《办法》选择针对特殊教育学生适度放开，被视为打上了特殊教育的“制度补丁”。熊丙奇认为，这是可行的。“当前，特殊教育学生也有相当数量选择随班就读，他们由于身体、智力发育情况，跟不上教学进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允许他们降级就读，可以减轻他们的学业压力，也不会产生歧视问题。”

记者注意到，《残疾人事业蓝皮书：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报告（2023）》显示，我国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均接近或超过50%，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随班就读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特殊教育普及水平、保障条件得到显著提升。

但普通班级的教学进度常与特殊教育学生的能力脱节。上海某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指出，一名12岁唐氏综合征学生在五年级课堂中因认知水平仅达二年级，长期处于“陪读”状态，心理压力远超学业压力。允许降级就读后，这类学生可重新获得与其能力匹配的学习环境，避免“虚假融入”造成的二次伤害。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放开了一条口子，有的想让孩子留级的家长，会利用这一通道让自己的孩子留级。如有家长想让初三的孩子留级一年，多学一年参加中考。

熊丙奇也强调，不能将此解读为义务教育恢复留级制度，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还是会实行严格的学籍管理。要避免这一政策被利用，就需要严格认定特殊教育学生身份，公开、透明地执行《办法》。

有家长担忧，允许留级可能变相强化应试导向——如初三学生通过“病休”留级备战中考的现象可能死灰复燃。实际上，为防止普通学生家长利用政策通道制造“复读生”，《办法》设置了多重防火墙：需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学籍系统动态追踪、信息公开透明化等。例如北京市某区要求申请降级的学生需提交三甲医院诊断证明，并由区级教育专家组进行现场答辩评估，通过率不足30%。这种“严进严出”的模式，既保障特殊群体权益，又避免制度被功利性滥用。

此次修订的《办法》也规定，学生休学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学校确认后报上级学籍管理部门核准。复学时，学校应及时办理相关手续。申请休学的期限不超过1年，休学期满后确需继续休学的，应重新申请办理。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强调，新规严格限定适用范围，且将通过学籍系统与课后服务数据联动监测，确保政策不被异化为“新型内卷工具”。

少子化时代的政策前瞻

一直以来，都有恢复义务教育留级制度、强调重视义务教育“合格率”的呼声。但具体实施，面临现实阻力与诸多担忧。到2023年前，我国各地城镇学校的学位资源都比较紧张，没有空间考虑这一问题。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小学在校生人数较峰值下降18%，义务教育学位供给从“一位难求”转向结构性过剩，这为弹性学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专家预测，随着少子化加剧，未来可能逐步放宽普通学生的留级与跳级限制，构建“双轨弹性学制”。

新《办法》强化学籍数字化管理，通过“学生可信教育数字身份”系统记录学习轨迹，为弹性学制提供数据依据。例如某省试点项目中，系统自动标记学生核心科目连续两年未达标情况，触发留级评估机制，减少人为干预空间。这种技术赋能既提高管理效率，也降低权力寻租风险。

这次新修订学籍管理办法的突破，是否也预示着跳级制度的回归？根据之前实施多年的学籍管理办法，跳级需满足十分严格的条件，包括家长申请、学校测评、教育部门审批等流程，且仅适用于“学习能力远超同龄人”的学生。

尽管《办法》未直接提及跳级，但其数字化学籍系统事实上是为跳级审核提供了技术支撑，为能力超常学生突破年级限制奠定基础。即学生提出跳级的理由需依托学籍系统记录的学习进度与能力评估数据，这样就能降低或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风险。据悉，杭州某小学已试点“学科跳级”，允许数学天赋突出的学生在保留原班级社交环境的同时，跨年级修习高阶课程。这种“局部跳级”模式，被许多教育业内人士视为中国教育从“整齐划一”向“因材施教”的实质性转向，是个性化教育的制度破冰。

熊丙奇认为，学校不能用单一的学业成绩标准，来评价学生要不要“留级”或“跳级”，而应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发挥这一制度的因材施教作用，而不能让本来服务学生更好成长的留级或跳级，加剧义务教育阶段的功利化。这要求学校为学生成才营造个性化教育环境。

展望未来，无论是留级还是跳级，这两项制度的存续都必须与当前教育政策相协调，以避免学生课业负担的增加。同时，制度弹性与刚性约束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留级的社会经济代价与跳级的资源倾斜如何权衡？优先保障基础质量还是最大化个体潜能？如何消解“留级=失败”的刻板认知，构建尊重成长规律的教育文化？这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克服的难点。但不管怎样，保持教育公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贯穿于政策实施的全过程，确保每个学生在过程中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

“留级”的有限重启，象征着中国教育在公平与效率、标准化与个性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一次重要探索，本质上是中国教育从“规模优先”向“质量优先”转型的缩影。

正如熊丙奇所言：“教育节奏的本质是对生命多样性的敬畏。当制度既能托住坠落者，又不束缚飞翔者，我们才算真正走进教育公平的深水区。”在这场关乎亿万孩子成长节奏的改革中，政策制定者需以更精细的手术刀，剖解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