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涌动中“脱胎换骨”

黄沂海

上海天亮了！掐指算到溃败结局的国民政府逃往海峡对岸，原本存放在滇池路74号大楼底下“远东第一金库”里的450万两黄金被搬运一空，留给人民政府的只是数目“听上去很美”的21万亿金圆券，其实早已沦为废纸一堆。

新政权建立后，最让人民政府挠头皮的事情，便是重新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申城经济。几乎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发布公告，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金融业实行接管和监管。而此时此刻，沪上私营金融业虽然饱经战火侵扰和经济风潮，整体资金实力已江河日下，但仍有119家私营银行、80家钱庄和5家信托公司勉强维持经营。

“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欢喜有人愁”。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红色血统”的私营银行或钱庄来说，因为前途未卜而产生恐慌情绪的业主大有人在，金融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6月2日，上海解放不满一周，上海市政府召开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会议宣传了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表达了对正当私营企业的保护之意，陈毅市长还请银钱业主要人士“摆龙门阵”，共同商讨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消息传来,令不少银钱业主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与1940年代中后期的时局动荡、政治败坏、经济失序等社会乱象相比，人民政府与金融监管当局的清明、廉洁和高效，让经风经雨的银行家和钱庄经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此，一些私营银行和钱庄并未选择“关门大吉”，而是积极配合政府的金融政策，在允许的市场空间内施展身手办理业务，为上海解放初期工商经济恢复、金融市场稳定添砖加瓦。

当时的上海，局势并未随着解放而水静无波，市场投机之风肆虐，物价跌宕起伏，部分私营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陆续被报章披露。1949年10月末，《解放日报》先后刊载《虚设账户，买卖金钞，谦泰钱庄永久停业》《进行投机违法营（赢）利，22家行庄受处分》《有部分暗账不依限呈报，增资股款套用业务资金，27家行庄受警告》等报道，私营金融机构信誉一落千丈，令奉公守法的钱庄也连带受到冲击。老百姓不愿把手头的余款存进钱庄，生怕打了水漂，私营工商企业亦不敢跟钱庄打交道，结果整个钱业存款锐减一半，普遍出现“日落西山三亿三（指每天旧人民币亏损数）”的窘境，生存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数家私营银行和钱庄业主审时度势，率先组成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众人拾柴火焰高”，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承担风险，以充分偿付能力提增信用，经营方针和实际运作竭力向公营银行靠拢，业务状况一度“转危为安”。

当然，旧金融业的“生意陋习”依然挥之难去，滋生出银行钱庄之间无序竞争的倾向。譬如为了招揽存款，不遵守利率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擅自抬高利息，用“业务津贴”、“奖金提成”为诱饵盲目激励职员兜揽存款，甚或以“特约营业员”名义拉拢外界人士，给予佣金作为吸收存款的酬劳……针对诸多经营过程中的“胡腔野调”，政府主管部门及时予以查处和制止，银钱同业公会也着手加强行业自律，阐明恶意竞争的危害性，要求“各会员加强团结，向公营银行学习，配合政府政策，发挥所有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奋斗。”

伴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枪炮声，钱庄业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