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锡的“文学梦”

韦 泱

七十年前的1949年春天，四五月间上海解放前夕，在上海郊外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已成闹市区）顶头的墓地僻静处（俗称外国坟山，今静安公园），两个年轻人在此秘密接头，一个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以轮船公司会计职业为掩护，编辑进步刊物《新文丛》的吴宗锡，一个是在《联合晚报》任副刊编辑的袁鹰。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接头的内容只有一个，袁鹰传达地下党指示，上海快解放了，鉴于旧的说唱文艺良莠不齐，党要加强对曲艺界的领导，组织上决定让吴宗锡转到戏曲战线上去。

党的要求就是命令，吴宗锡的人生就此调转方向。上海一解放，他到军管会文艺处（即后来的文化局戏改处）报到，与梅朵一起主编《大众戏曲》。不久，担任新成立的上海评弹团团长。此后近七十年中，从创作弹词开篇，撰写评弹理论文章，到总结评弹老艺人的表演经验等，他没有离开过评弹，成为新中国评弹理论的开拓者。

我与吴宗锡交往中，谈的全是文学而不是评弹，因为他知道我不谙评弹，我知道他有不少文学经历。早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他与交通大学、震旦大学等校的文学青年组成“野火诗歌社”，成员有屠岸、王殊、成幼殊等十多位大学生，他们大多是地下党或进步青年。1946年6月，他们出版油印诗刊《野火》，创刊号一印出，就给郭沫若寄去。郭在回信中写道：“读后的快感逼着我赶快来写这封信。左弦的两首诗都很好，我特别喜欢那首《我写诗》”。左弦是吴宗锡的笔名，左即左翼，弦即歌弦，意为做一个“革命诗人”。《野火》诗刊出版第三期后，因形势日趋紧张，同学们大多投身到“反内战”的革命洪流中去，不得不终刊。

1947年吴宗锡大学毕业，工作之余写诗作文，创作的诗歌《山那边呀好地方》与《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中讴歌了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对比国统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悲苦，更激发人们对解放区的憧憬和向往。此诗谱成曲子后广泛传唱，又入选电影《为了和平》的插曲。

同时，吴宗锡与袁鹰、吕林三人，编辑出版文学刊物《新文丛》，刊发了大量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为迎接上海解放摇旗呐喊。此外，吴宗锡还翻译发表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奥顿、桑德堡、裴多菲等诗人的诗歌，刊在《大公报》上。写诗、编刊与翻译，是吴宗锡作为文学青年的早期文学活动。

毕竟是诗人，吴宗锡一踏入戏曲圈，就以诗人的敏锐，耳闻目睹了一些老艺人的悲惨身世，以及解放后给他们带来的思想和生活的巨大变化。他以诗人的激情，写出报告文学集《旧艺人翻身记》，通篇文字笼着一层绵绵的诗意，如结尾处写道：“初春晴朗的天空，是蔚蓝又带着苹果绿的，上面有五六只红绿纸鸢，像蝌蚪一样自由地翻飞”。

吴宗锡是苏州人，他很快融入到评弹艺人的生活中，了解和熟悉他们。在团务管理的间隙，发挥自己诗歌特长，创作起弹词开篇，如《芦苇青青》《晴雯》等，这些弹词开篇，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和意境去表现：“江南二月杏花天/春雨正连绵/池塘一片新涨水/茅屋檐前挂水帘”。这是诗化的弹词，也是诗人的心声。此外，他更把大量精力花在评弹理论的研究写作中，先后出版了十多种评弹理论专著，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评弹理论权威。

如此说来，他离开了诗歌。其实不然。他说诗心不泯，在作协的花名册上，他自豪自己是诗歌组的一员。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出，诗情重在心中燃起，诗作《含鄱口》《三叠泉》等先后在《诗刊》《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前几年作家协会给他出版了诗歌散文集《心影弦吟》。这可佐证，左弦之弦，总是叩动在诗与评弹之间，总是叩动在他的心上。如今九十五岁高龄的吴老，思路清晰，谈起往昔，不无感慨地说：“是诗，滋润了我的评弹创作；是评弹，拓宽了我的诗路。”

我想，吴宗锡当年能很快从一名文学青年成为评弹理论的行家，这个弯，转得顺利又成功，这与他早年的文学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