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上海市静安区一个公益性的培训班，年轻人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上图：2020 年10 月28 日，国内福祉产业领域规模最大的品牌博览会——2020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CHINA AID）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不应把人口老龄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挑战来研究，而是应当作为多层次的结构性变化过程，这为向60 岁以上消费者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企业打开机遇。

记者｜吴　健

“老龄化会让中国停顿吗？” 这是英联邦资产管理公司经理亚当·费希尔近几年着力思索的课题，他手里管理着百亿美元的资金（或资产），有不少已进入中国投资市场，可越来越高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率（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让他这样的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反复掂量到底是“包袱”还是“机遇”。

“现在，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达到或接近顶峰，接下去将面临退休人口高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中国65 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5 年的1.35 亿增至2040 年的3.4 亿，占总人口的21%，老龄化国家常见的通货紧缩、消费不振、社保资金紧张等等问题，中国能克服吗？

生活的主流从来是“向前看”，无论产业界还是学术界的普遍声音相信，在总体经济社会稳定、技术

创新动能显现的中国，老龄化人口非但不是问题，还是扩大劳动力、消费和生产市场的新经济增长资源。

“‘银发经济’或‘银色经济’（Silver Economy）的概念在中国很时髦。这绝非偶然，它意味着中国人对老龄化问题的积极态度，大多数人相信自己的国家在‘变老’的同时一定会变好！”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伊琳娜·科米西娜如是说。是“刘易斯拐点”还是“长寿革命”

从21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即从高速步入温和阶段，与此同时，1979 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开始起作用，经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中国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势头变缓，沿海发达省份开始出现“用工荒”，而老龄人口进入快速增长区间，出现老龄依赖比（即多少个65 岁以上老人对应100 个25 岁到64 岁适龄工作者）升高的情况，这意味着每个适龄劳动力可能要照顾更多老人。

法国巴黎银行（BNP）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河野龙太郎将之称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劳动人口向城市移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的阶段，高速增长也告结束，这种现象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曾出现过，其背后的逻辑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涌入蓬勃发展的高生产率工业城市过程中，就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

河野进一步强调，对中国而言，“刘易斯拐点” 更具有人口自然动态变化特征，“中国有两个人口高峰，以2015 年为限，45 至49 岁（‘婴儿潮一代’，即当时‘老三届’年轻人所生子女）和25 至29 岁（‘婴儿潮二代’，即‘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构成两座高峰。中国人平均结婚年龄相对较早，父母和子女间的年龄差约为20 岁，随着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年龄增加，老龄依赖比攀升将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他强调，中国已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使老龄化速度变慢，但趋势不会变。

“要警惕的是，住房、汽车、家电产品和食品等以适龄劳动力人口为顾客的商品需求量将减少，但因为生产自动化，不管劳动者人数如何减少，供应量不会减少，这就容易给宏观经济决策者和企业主体造成错觉——把‘人口结构性需求减少’误判为‘周期性不景气’，疏于调整生产和转攻老年人市场等，造成商品领域供给过剩，继而出现金融现象的价格下滑与通缩，日本就在上世纪末犯下错误，给经济开错了药方，现在就看中国怎么办了。”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一份报告，2019 年，大约两名缴纳养老金的在职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但是到2050 年，扶养比估计会下降到一名缴纳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

长期从事老龄社会研究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落合惠美子指出，各国现代化过程中，或早或晚都出现过从“多产多死” 到“少产少死”的“人口转换”，如果说“产业革命” 是财富生产的革命，那么这种“人口更替转换” 就是人类繁衍方式的革命，“如果用模式来说明，就是一国人口死亡率下降后不久，便会出现出生率下降，这一期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发生变化，经历劳动年龄人口扩大的‘人口红利期’之后就会出现‘人口老龄化’”。

四大路径，中国都没走错

与中国企业界有密切交流的费希尔认为，“刘易斯拐点” 的担忧有些多余，“中国不是日本，而且‘老’得比日本晚，能看清陷阱”。

就世界范围看，应对老龄化的路径主要是四条，最为人熟知的是利用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其次是开拓需求扩大的老年人市场，将所获利润用于提高年轻人工资，再就是促进女性充分就业，以及促进外国游客（非移民）在国内的消费。

“我们基金经理圈的普遍看法是，中国政府和民间企业在这些方面都采取了明智的策略，最突出的是国家拒绝当年日本式的盲目财政刺激（如‘改造日本列岛’基建运动）和宽泛的货币发放政策，通过定向降准、产业扶持、精准投资和技术创新，引领资本为老龄人口服务，推动新的经济增长极早日定型。”

科米西娜援引中国“21 世纪人口老龄化：成就与挑战” 研讨会的预测报告称，到2053 年时，中国老年人口将占三分之一，而患有老年慢性病的老年人也相应增多，这令康复辅助设备、医药品和智能老年护理服务的需求上升，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日益数字化，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学习使用新技术，尤其是网上支付，也形成蔚为大观的市场。

根据支付宝的数据，55 岁以上用户人数已超过千万，老年人使用最多的是网上支付、网上翻译和自动付款。

科米西娜注意到，目前中国面向老年人的现代化服务业无法完全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供给不平衡也成问题。这位俄罗斯学者最点赞的，莫过于中国主动把老年服务业同脱贫攻坚联系起来。

这些年，中国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财政部、全国妇联等联手发起“百城万村”，帮助百余家城市家政企业与广大贫困村供需对接，带动农村和贫困地区约70万人就业，其中相当部分针对老年人群的服务，像上海从云南贫困地区引进“云嫂”进行技能实训、稳定就业，在四大家政工种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家政行业收入最低的养老护理领域，“云嫂” 的月入也有4000-4500 元左右，比之前有显著提高，她们也普遍对职业有更大的信心，多数人愿意选择留在上海。“中国的人口红利，远未充分挖掘，‘银发经济’潜力巨大。” 科米西娜说。

竞争不算很激烈

近些年，中国着重实施供给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一系列优惠政策正促进老龄社会的各项事业迅速发展，“银发” 市场正悄然为各行各业带去广阔商机。

在上海浦东一家老年护理中心里，八旬老人王玲梅（音）就享受着技术重塑的健康生活。她坐在一架像电钢琴的康复机前玩着电子游戏，与之相连的是电视屏幕而非乐谱，这位老人两年前不慎摔倒致使右臂右腿骨折，作为日常恢复性锻炼的一部分，她移动康复机把手去抓虚拟的水果。王阿婆是这家中心的30 名患者之一，该中心主动与技术公司联姻，利用人工智能（AI）应用软件来提高医疗保健服务的效率，无形中也开拓出老龄人口市场的“新蓝海”。

根据市场调查企业M&M 的一份报告，到2025 年，光全球医疗保健市场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就将从2018 年的21 亿美元增加到361 亿美元。以王阿婆所在的护理中心为例，在拥有上海傅利叶公司出品的康复机前，中心不得不聘请一名治疗师每天挨个探访患者，帮助康复训练，虽然治疗师依然不可或缺，但机器让人摆脱了非常耗时的重复性工作。

事实上，中国正推动在许多领域采用智能技术。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许多老年人已经能够接受智能养老。腾讯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显示，一半以上50-64 岁人群赞成采用新技术来弥补传统老年护理服务的不足。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陈小平十多年来就在研发能够提供服药提醒等服务的服务型机器人。陈教授的团队在澳门一次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上展示服药提醒服务，这项技术可不像定闹钟那么简单，“有时候老年人会（在收到提醒后）站起来走到别处，所以机器人需要再次提醒。有时候他们吃过了药，所以需要避免重复提醒。” 陈教授希望老年护理机器人在未来三到五年变得更加普及并且价格低于1 万元。

“蓝海” 具体在哪？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消费规模将从4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GDP 占比例从8% 增至33%，对服务老年人的企业而言，中国将是最大市场。阿列克谢耶娃认为，该行业将在四大方向上发展：老龄用品（比如康复设备）、老龄服务（比如家庭护理）、老龄房地产（比如养老社区）和老龄金融。

阿列克谢耶娃指出，随着人的寿命延长，中国老一辈变得更希望有所作为，也正变成美容保健品及金融服务、教育项目和新科技产品的活跃消费者，“不应把人口老龄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挑战来研究，而是应当作为多层次的结构性变化过程，这为向60 岁以上消费者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企业打开机遇”。

有意思的是，不少国际知名品牌正开始瞄准中国老人，时尚产业出现“上年纪” 的模特，像法国时尚品牌赛琳（Celine）的85 岁广告代言人琼·迪迪翁、圣罗兰（YSL）广告里的74 岁的乔妮·米切尔，魅可（MAC Cosmetics）化妆品的九旬模特艾里斯·阿普费尔，都被发现在向中国老年消费者进行“信息轰炸”。换句话说，从供需角度而言，中国老人变得愈发重要。

尽管到2050年时中国将变成“银发” 产业的最大市场，但其发展将受制于一些因素。主要有以服务为重点的供应不平衡和忽视老年商品，以及缺乏系统性的整体行业发展规划。知名中国企业如今已在调整生产战略并制定考虑老年人利益的市场营销。现在中国有个流行职业是养老金融顾问，他们就储蓄投资为老年人提供建议。物美价廉的巴士旅游、老年人出租车和迷你厨房机器人销路不错，甚至出现收费的“朋友”——这些人愿意探望并陪伴独身老年人。

保险和资产管理服务在老年人中间也很热门，不过目前这种专业人士在中国还不够多。彭博社指出，美国有621 万名金融从业者，同时一半金融公司专攻老年客户。中国约有527 万名金融专业人士，但面向老年人的业务并不发达。这主要与对老龄产业拨款不足有关。例如，在平均寿命长和生育率低的欧盟，“银发” 市场已是优先产业之一。每年欧洲在老年人赡养上的支出约占GDP 的25%。

目前中国开设有专业护理家政机构，工厂生产新型轮椅，汽车巨头研发驾驶简单的老年汽车。预计，“银色经济”的最大赢家将是保健（医疗设备、药品、远程医疗）、美容、安全、文化、教育、娱乐、时尚、旅游、支持独立生活的智能家居、服务型机器人技术、私人自动化交通、提供广泛金融服务的银行。

老年人对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不断提高，正在形成对消费保健商品和服务的强烈需求，需求集中在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上，对主题旅游的兴趣逐步攀升。

根据苏宁易购网站发布的一份中国老年人消费能力报告，当下老年人购买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单反相机的热情已接近甚至超过了45岁至60 岁中年群体。进入银发族需求最大商品行列的有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多功能电饭煲和智能手环。

为普及和扩大老龄商品和服务种类，自2014 年起广州每年举办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来自不同国家的与会企业逐年增加。

俄学者科米西娜相信，“银色经济” 不但扩大中国经济机遇，而且还在创造新的经济机遇，后者与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具体需求导致的国家开支和公民消费支出增长有关。

但投资经理亚当·费希尔提醒，受新冠疫情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中国获取发展动能的目光将更多聚焦国内，尤其是东西部协调发展，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他相信，中国的未来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既老也富”。

长三角养老服务“有讲究”

截至去年底，长三角三省一市的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4676.89 万，养老机构总数为7928 家，养老床位达167.65 万张，共用、共享养老资源、设施，已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面对民生期盼，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组织积极行动，首批长三角异地养老机构名单刚刚发布，涵盖20 个城市的57 家养老机构，核定床位共计25698 张，上海已有10 个区与苏、浙、皖三省的15 个城市签订试点合作协议。

跨区域养老，首先要解决选择服务机构的问题。

在一波主打旅居、康养的会员制养老社区中，押金收费现象已成为主流。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上海长三角区域养老服务促进中心联合推出了一份“白名单”，将服务好、品质佳的养老服务机构、企业率先纳入，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是这些入选机构的最大特点。与此同时，长三角三省一市41 个城市已实现医保结算“一卡通”，方便参保老人异地挂号、看病、结算。长三角三省一市民政部门还不断加快养老护理员人才交流合作的步伐，包括开放养老护理员实训基地、建立多方合作网络等，从而达到信息、资源共享，让长三角老年人过上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