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时间维度，看中日如何行稳致远

一项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民间纪念活动9月24日于北京市一个购物中心内举行。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左）为田中角荣举行欢迎宴会。

1978年10月26日，邓小平访日期间，乘坐“光—81号”新干线列车。

9月16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晚会在东京举行，图为中国蒙古族马头琴表演。

日本熊野新宫市徐福公园。摄影/张良群

2018年2月，福冈县太宰府周边“王羲之与日本书法”特展广告。摄影/姜浩峰

9月24日，以“协力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民间纪念活动在北京开幕。

可从历史的长维度去看，两千多年来，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期比战争状态长得多，日本文化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深刻影响，近代以来中日两国文化、各自接收到的西方文化，亦互相影响。

主笔｜姜浩峰

年龄是个问题，年龄又不是个问题。

“我54岁就任首相。”1972年9月25日，刚出任日本首相不久的田中角荣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见面后，两度提及自己就任首相时的年龄。

当时，年已74岁的中国总理看着田中，告诉他，自己比他年长20岁，已经担任了23年总理。田中回答了一个词——“敬佩”。随后，田中不再提及年龄。曾任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方翻译的周斌先生，于9月17日聊起这段往事时，正在线举行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交流论坛北京会场，一片笑声。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外孙女渡边满子也在论坛发言。她不仅回忆了时任日本外相、随田中访华的外祖父的中国观、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与实践，还谈及2018年12月，自己到北京来接受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所颁奖项。“那天到北京领奖，我穿的是祖母所珍爱的那件带有白色和平鸽纹样的和服。”渡边满子说道。

2018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位国际友人获得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就有两位日本人——大平正芳和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日本成为获此奖章最多的国度之一。因大平正芳于1980年离世、松下幸之助于1989年离世，而由他们的后辈前来北京领奖。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日建交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中日关系深入发展，尤其是经贸合作领域，从两国建交初期中国从日本进口钢铁、石化、化纤等成套设备，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华开发援助（ODA），直至中日经贸高速发展，在2001年至2011年这十年里，接连突破1000亿、2000亿、3000亿美元大关。可此后，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度，有媒体评论称作“政冷经热”，甚至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也面临越来越多挑战。

近些年来，《新民周刊》记者就中日关系，参加过多个论坛采访，也对一些中日问题专家、中日两国的各界人士进行过采访。总体而言，大多数人认为，无论如何该想办法处好中日关系。尽管不同的人站在自己的视角，对于何谓“好的中日关系”有不同理解，但大多数人能够意识到，中国和日本是跑不开的邻居，谁也吃不掉谁。

中日邦交正常化这50年，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日互动最深、两国各自各方面发展水平最高的50年。回看历史，中日之间有过纷争，譬如古代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惹事作乱，更譬如近代以来日本发动了两次侵华战争。这些纷争无一不深刻影响着中日两国。

可从历史的长维度去看，两千多年来，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期比战争状态长得多，日本文化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深刻影响，近代以来中日两国文化、各自接收到的西方文化，亦互相影响。

前瞻未来，中日之间需要什么，该摈弃什么，在中日关系正常化50年之际，确实该深入思考之。

50年：“两步走”跌宕起伏

回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发布的时候——1972年9月29日。此时，距离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签订《上海公报》已经过去大半年。这大半年的光阴，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朝野一度持续震惊。毕竟，尼克松在美国来说是公认的右派，早在1953年就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被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往台湾见蒋介石——其实就是给蒋介石支招，如何对付中共。这样一位美国总统，在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突然访华，且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而1972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才刚与尼克松在美国圣克利门蒂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佐藤向尼克松拍着胸脯表示，“日美安全体制的地区里没有把台湾除外”，“一旦邻居发生火灾”，驻日美军就要“到台湾和韩国去灭火”。

看到尼克松在北京的电视画面，日本方面，许多人愕然。时任日本外相福田赳夫遂如此公开解释起日本方面理解的中美会谈：“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站在当时的国际环境——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重返联合国，并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盘踞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当局的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以联合国会员国的视角，福田此言不差。但他当时还嘴硬称，日本对台湾的立场不变——在日本国内来说，其还保有与台湾当局的所谓的“外交关系”，这是福田如此说的一个背景。

可尼克松访华后，位于美国南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立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将曾任驻英国代表的熊向晖派往墨西哥任全权大使。接着，当年3月13日，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足以让日本感觉到——中美一定会在短期内建交。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想急速调整对华政策者大有人在。1972年的樱花季，4月11日，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以及工会、对华友好团体负责人在东京集会，成立“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两天以后，民社党访华代表团到北京与中日友协交流。当天，自民党元老三木武夫来华，并于4月17日见到了周恩来总理。5月11日，公明党第二波访华团到北京，周恩来、廖承志与之会见。

尼克松之访华，令日本政坛地震。1972年7月5日，自民党总裁选举，被佐藤荣作推举的福田赳夫败给了田中角荣。坐在台下的佐藤荣作脸色黑沉沉的，一言不发。他知道，在日本，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因为在任上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这并不能安慰其本人在政界的失落，在还没有看到侄孙安倍晋三崛起的时候，1975年6月，时年74岁的佐藤在艺伎馆应酬时突然脑溢血，不治身亡。

言归正传。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在首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角荣就说，“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随着日本各政党高层或者前高层继续不断到访北京，中日建交似乎水到渠成。8月12日，时任中国外长姬鹏飞授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才有了当年9月25日田中角荣在北京机场连续说了两次“我54岁就任首相”。在北京，田中角荣感受到，中方的热情比对尼克松更胜一筹。为此，田中挥毫作了一首汉诗：“国交途绝几星霜，修交再开秋将到。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这首诗当天便以手迹图版的形式刊登在日本《每日新闻》的晚刊上。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可谓神速。

但中日之间的许多问题比中美之间更为复杂。正当一些日本读者看到报纸上的田中手迹之时，在北京的田中于中方欢迎宴会上致答词：“我对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之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明确指出，在汉语中只有日常轻微过失才能叫“添了麻烦”，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绝不能用“添了麻烦”搪塞。周恩来在作长篇发言时，日方所有人一直低头听着，既没有进行辩解，也没有表示接受。

在双方分歧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了田中一行。毛泽东指着周恩来，直接问田中：“他与你吵架吵完了吗？他没有为难你吗？”田中答：“没有，没有，周总理和我谈得很好，而且有时候也是不打不成交呀。”毛泽东又指着姬鹏飞问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他没有欺侮你吗？”大平回答：“没有，没有，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意见的。”由此，会面气氛变得轻松下来。临别，毛泽东送给田中一套《楚辞集注》。当时担任翻译的周斌曾回忆，此次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触及中日之间的实质问题，但却传递出中国真心实意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希望日本方面相向而行。

在见过毛泽东后，会谈气氛好转。9月28日晚，《中日联合声明》具体内容全部达成协议，只差前言中一段有关日本侵华历史之语需要“填空”。姬鹏飞与大平正芳互相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发一语。直到9月29日1时许，大平正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小纸条——看来是早有准备。大平先说：“姬部长，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顿了顿，他念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方翻译立即译成中文。姬鹏飞又请大平将纸条递来，令周斌逐字逐句重新细化翻译来听。听完，在姬鹏飞的建议下，大家休息了十分钟。然后，分别前往周恩来、田中的下榻处汇报。在周恩来同意日方建议后，当天上午，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日本媒体用中日“冰封雪冻的时代结束”来形容中日建交。

可中日建交之后，日本方面并没有看到美国立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正因此，尽管此后日本成立了日中经济协会，向中国出口了不少成套设备等，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中国奠定“四化”建设基础的作用，可中日之间真正在经贸领域拓展合作，要到1978年。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1978年10月2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在东京到京都的“光—81号”新干线列车上如此说道。

邓小平之访日，是应已经如愿以偿担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之邀前往。此时的福田赳夫，早已看清形势、顺应形势。1978年10月23日，初见邓小平，福田赳夫就说：“我个人与中国的渊源还是很深的，我的名字就取自中国的《诗经》里‘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这一句话。您即将到达关西地区，那里也会有很多中国的文物！”当日，福田赳夫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访日，《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随后举行。仪式之后，在首相官邸，邓小平说：“多年来一直希望访问东京，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早就想认识福田首相，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感到高兴。”福田答：“持续将近一个世纪的非正常的中日关系终于结束了。条约的目的就是建立两国长期和平友谊关系。条约的缔结是邓小平副总理的英明决策的结果。”

此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建交，已经过去了6个年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杨伯江看来，比较冷战背景下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其自身特点。“从1972年发表联合声明，到6年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可见由于情况特殊，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分‘两步走’的。”杨伯江说，“以史为鉴，更有观照现实之义。2021年10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时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我想，这里就包含着对邦交正常化‘初心’的再确认。对于在邦交正常化之初老一辈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方针、原则等达成的共识，双方应一如既往地遵守下去。在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重信守诺。”

提及“初心”，今年9月19日，在上海举行的一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特别演讲会，引题名为“重温初心，砥砺前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吴寄南在演讲中提及，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两国新的一页。邦交正常化给中日两国人民，也给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是给二战亚洲战场这两个主要对手之间带来半个世纪的和平；其次，50年来，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从1972年的11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3700多亿美元，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为两国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再者，在中日两国的积极参与下，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取得了进展，从“清迈协议”“10+3合作”，一直到RECP的问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人口、GDP和贸易总额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最大贸易圈，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但回顾历史，这50年来也是跌宕起伏，充满了坎坷和曲折。“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成长期，到90年代的磨合期，再到新世纪以来的矛盾高发期。”吴寄南认为，中日需要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才能展望双边关系较好的未来。

两千年：“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对”

“像中日两国这样拥有两千多年交往历史，又充满恩恩怨怨的邻国，恐怕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对。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生产技术、文化艺术和律令制度上带给日本这么巨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在近代史上对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吴寄南在演讲中如此说道。

中日两国的交往既历史悠久又十分复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方先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改革开放之初，自己任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长的时候，在与日本政商高层的接触中，发现一个话题在中日之间可以聊得经久不息——徐福。“古往今来，韩国、日本沿海，流传着许多徐福的故事，当地也有人自认是中国秦始皇时期徐福和童男童女之后，更认为是徐福给当地带来了文明。”张云方说。

徐福，是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司马迁《史记》中，《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都明确记载了徐福东渡的故事。而《汉书·地理志》中又记载，汉武帝时，“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可见，从文献的角度看，中日交往的历史起码有两千多年了。公元1784年在日本九州岛北部的福冈县出土的“汉倭奴国王”印绶，据考证为东汉光武帝时期赐予日本某部落者。公元3世纪时，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出遣魏使，赠送礼物。魏明帝回赠刀剑、铜镜、锦绣、金银等物，并派官员陪送日本使者回国。在这以后的10年中，邪马台国又先后三次遣使来魏。之后，遣隋使、遣唐使，直至如今仍为中日两国的人广泛知晓。2020年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日本汉语水平考试事务局支援湖北高校物资包装箱上，印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源于天武天皇时期的长屋王所撰一句偈语。当时，中国正处于唐朝初年。在日本奈良时代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里，记载了日本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件袈裟的故事。袈裟上绣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长屋王希望这些袈裟能送到大唐，以此与大唐的和尚结缘。后来，鉴真和尚听闻此偈，受到触动，决定东渡日本，弘扬佛法。

2019年12月17日至2020年2月16日于上海博物馆进行的“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上，有一幅镰仓时代的绘画作品《东征传绘卷》，描绘的就是鉴真东渡的故事。

2018年早春，记者曾在日本福冈县太宰府的九州国立博物馆看到中国书圣王羲之书法大展。当时，太宰府周边几个街区的灯箱广告上几乎挂满了王羲之大展海报，以及与王羲之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对王羲之《丧乱帖》的介绍。据相关史料记载，《丧乱帖》上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是日本的一个年号，相当于中国唐德宗时期（公元782年，唐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时期（公元805年，唐永贞元年），由此可以判断是唐代传入日本的。在日本，有一种说法称，《丧乱帖》正是由鉴真东渡带往；亦有人认为，《丧乱帖》是遣唐使带往日本。

无论是中国和尚鉴真，还是日本遣唐使，都见证了当时中日交往的状况。尽管自唐朝开始，中日之间就发生过战事——譬如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与倭国于白江口展开激战；到了明清之际，又屡屡有倭寇进犯中国东南沿海。但总体上说，放在2000年大历史的视角看中日之交往——无论汉字、文学包括汉诗，还有戏剧、服装等等，从中国传入日本者众。包括渡边满子在北京替外公领取“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时所穿着和服，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之前，称为“吴服”。换句话说，如今的和服，在江户时代来说，并非日本主要，或者说唯一的一种服装。在当年的日语中，服装被称为“着物”。在如今的中国吴语区，人们看到“着物”这两个汉字，大致能想到指的是衣服。譬如上海话，一般不说“穿衣裳”，而说“着衣裳”。在“着物”中，包括肩衣袴、源自平安时代的狩衣等，这些服装才是发源于日本本土的。反倒是如今成为了日本标志性衣着的和服，是源自中国的。

即使在古代，也有日本传入中国的东西。譬如如今许多人认为是中国文化范畴内的折扇，其实是在宋代经朝鲜半岛传入中国的。宋代诗人苏辙留下这样的诗句，如今读来都耐人寻味：“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风非扇中出，问风本何从？”

在鸦片战争以后，日本有人看到了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睁眼看世界。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几代留学生负笈日本，甚至在日本初次接受到诸如共产党等汉字词汇。

“中日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又格外复杂。”杨伯江分析道，“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国与日本在长达2000多年的交往中必然地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两国之间大到社会小到个人，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好的成果和经验已经积淀下来；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和矛盾。但除去交往时间长以外，放眼世界上近200个国家，邻国之间存在问题并不罕见，而是很常见，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思路和方式解决问题。”

看未来：求同存异才能稳步发展

吴寄南告诉记者：“当下的中日关系呈现四大特点：其一，领土问题上升为阻碍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第二，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两国间严重对立、激烈角逐的焦点；其三，两国的分歧已从双边关系领域溢出至全球层面；第四，两国间的战略互信、经贸合作和国民感情也受到严重伤害。”

以领土问题而论——2012年，原本中日韩三方在自贸协定签署之路上越走越近，这时候突然在日本冒出了“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原本，在中日建交，特别是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之后，中日双方暂时搁置了钓鱼岛之争。为什么2012年钓鱼岛问题会激化？如果回溯到1978年邓小平访日，其实能够找到答案。1978年10月25日16时，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在东京出席记者会。当时有日本记者问了这么一段话：“既然中国和日本已经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那为什么中国还不承认尖阁群岛（钓鱼岛）为日本的领土呢？”这时候，站在一边的日本外相园田直急得脸都红了。毕竟，当时日本政府请邓小平访日，是为了发展日中关系，而不是破坏日中关系。这时候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砸场子呢？

邓小平泰然自若地回答：“尖阁群岛是你们的叫法，我们一直叫它钓鱼岛。刚才我和园田直外相也介绍过了，中国和日本的两次重要外交活动都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倒是有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刺，不断阻碍中日关系的和平发展啊！”当年，邓小平在日本称，搁置争议是智慧的，是明智之举。

2012年日本冒出“钓鱼岛国有化”，背后是谁在挑刺？是谁在不断阻碍中日关系的和平发展？其实如今看来也渐渐清晰。只不过，日本从中并没有捞到好处，反倒是促成了中国对钓鱼岛的实际管控。

至于台湾问题，记者也了解到一些日本人的担心。他们认为，日本曾经统治台湾长达50年，似乎自己天然有“保护”台湾的“义务”。外加日本和美国是盟友，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更是对台湾问题不断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关心。譬如从岸信夫到滨田靖一，最近两任日本防卫相都在上任之后前往与那国岛，在这一日本号称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岛屿的最西南端远眺。这种惺惺作态的姿态，很难说不是为了捞取选票而做。日本也有实际行动。譬如最近其声称，要在西南诸岛部署上千枚巡航导弹。这就相当于更为积极地介入台湾问题。“日本不想在台湾问题上放手，还在于其自认为台湾海峡是其海上生命线。一旦中国统一，则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就被中国所锁定，中国可以对日本予取予夺。”这是一些日本右翼拿来蒙骗日本年轻人的话术。实际上，无论中国是否统一，台湾海峡不会不让国际商船通行。而中日关系正常化50年来的事实证明，中日之间，一旦合作起来，将迸发出十足的经济潜能——和则两利。

日本众议院议员、厚生劳动省副大臣兼内阁府副大臣伊佐进一称：“日中本着‘战略互惠关系’理念，开展了十多年的合作。如今，日中经济规模发生逆转，中国以经济实力为背景，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我看，中国已经处于应该在国际社会中肩负重大责任、作出先进表率的位置。既然如此，我认为日中关系也应该如此。”伊佐进一认为，日中双边关系应该不仅是为两个国家，而应是为世界而构筑的双边关系。“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通过日中两国的合作来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双边关系。为此，得到国际社会信赖的公平性和透明性非常重要。我希望以此为基础，将日中关系推向新阶段。”

“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伊佐进一对中日关系未来的寄语。某种程度上说，求同存异稳步发展，似乎是中日关系未来的唯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