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家国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学成归国。图为杨振宁（左）和弟弟杨振平（右）与邓稼先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合影。

《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一九三八年秋，李国豪（右）去德国留学途中取道威尼斯。

1949年在巴黎，照片中间正在读报的是许渊冲。

《巨流河》。

穆旦，入缅对日作战前摄于昆明。

在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的许倬云。

长相思，在中华。他那一代老派学者，大抵都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十年间（1910—1930），饱经山河巨变、抗战烽火的磨砺淬炼。亡国灭种的危机步步紧迫，新旧交替的思潮左右冲撞，历史转变曲折往复，而支持这些知识分子们艰难渡过怒海狂涛、青春尽付无悔无怨的满腔孤勇与痴气，曰“士人骨”，曰“家国情”。

记者｜孔冰欣

2025年10月18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去世，享年103岁。

一个世纪的漫漫征程，星霜荏苒，天翻地覆。是同学少年清亮激昂的燕歌行，是薄暮晚云欲销未散的相思令。

长相思，在中华。他那一代老派学者，大抵都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十年间（1910—1930），饱经山河巨变、抗战烽火的磨砺淬炼。亡国灭种的危机步步紧迫，新旧交替的思潮左右冲撞，历史转变曲折往复，而支持这些知识分子们艰难渡过怒海狂涛、青春尽付无悔无怨的满腔孤勇与痴气，曰“士人骨”，曰“家国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理”当如此

在《邓稼先》一文的开头，杨振宁如是写道：“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对这一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上世纪80年代，杨振宁曾向一名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提问：“你听说过邓稼先吗？”对方摇头，杨振宁极度震惊。事实上，出于保密的需要，“邓稼先”这三个字，起初不能和核武器产生任何联系，直到198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解密”工作方展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2天后，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还召开了所谓“庆功会”。年仅13岁的邓稼先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当众将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踩在地上。怀着成才报国之志，他于1948年进入普渡大学，且只用了1年零11个月的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导师德尔哈尔教授有意推荐邓稼先去英国做核物理的深入研究，但“娃娃博士”婉言辞谢了这个美好的诱惑。朝鲜战争爆发，尽快回到中国，才是心之所系。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在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华，完成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选择。和他一起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被朱光亚牵头起草、52名留学生联合署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所强烈鼓舞的，还包括鲍文奎、池际尚、傅鹰、彭司勋、沈善炯、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张炳熹、周镜、赵忠尧等。

“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如斯热血，如斯纯粹。邓稼先说过：“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杨振宁更回忆道：“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本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稼先）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

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从西方国家归来，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钱学森、郭永怀、程开甲、王希季……中国科技界的“三钱”里，钱学森、钱三强均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前者在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眼里“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曾表示“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后者和夫人何泽慧被国外媒体盛赞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对“留在巴黎好，回中国影响发展”的疑问，回答“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不懈努力来改变她的面貌”。

另一“钱”伟长，初入清华时身高不足1.5米，中文、历史满分，数理化一塌糊涂不及格。但九一八事变后，当听到一位清华学长愤慨陈词，称中国近百年以来总是挨打就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没有飞机大炮，伟长立刻“火了”，下决心不学文史，要转系“学造飞机大炮”。“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这位小个子的科学巨匠，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这句誓言。其研究领域之广、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之强，当得起“万能科学家”之誉。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钱伟长则强调高等教育是“给你们武器（知识）”与“坚定你们方向（价值观）”的结合，深信“没有祖国就没有个人出路”，主张通过历史地理课程和优秀传统文化，根植家国情怀。

同济大学的老校长李国豪，于八一三事变后收到洪堡基金支持赴德深造的通知。“国破需勇士，兴国需英才”，在导师的劝说下，年轻的国豪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赴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深造，迅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国家要强大！只有强大，外敌才不敢加害，国家强大需要我们挑起担子！”二战结束后，李国豪越发归心似箭，携临产的妻子叶景恩辗转法国、越南，终于在1946年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途中，他还为在难民营出生的女儿取名“归华”……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风雨如晦，李国豪长夜难眠，甚至萌发过“不如归去”的念头。然翻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哼起最喜欢的那首德国民谣“Nach dem Dezember , kommt wieder der Mai（寒冬腊月之后,又是烂漫春光）”，他重新提起了精神——“自己一走了之，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有那么多的大江大河，有那么多的高山深谷，如果有一天国家要搞建设了，掰起手指头数一数，国家还有几个人会修路造桥，培养建设人才啊？”此后，正是带着这份不沉沦、不服输的倔强，李国豪反对“日本设计、日本施工”的提议，一个外国顾问都没请，开创了中国人自主建设大跨度桥梁的新时代——1991年，南浦大桥顺利完工。他同样反对由英国公司承担虎门珠江大桥的设计任务——在虎门这个特殊的地方让英国人设计大桥，国人情何以堪？1992年10月，由中国人设计的虎门大桥终于破土动工，李国豪亲自担任顾问组组长；1997年大桥开通运营，当时被誉为“世界第一跨”。

许许多多世纪之交毕业的同济校友至今依然记得，改任名誉校长直至90高龄，无论工作多么繁忙，老校长国豪师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新生开学典礼，永远不忘勉励同学们，“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文”如其人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那个时候就是想工业报国。没有想得很复杂，就是单纯地要打日本嘛。”和杨振宁是校友的王希季回忆在西南联大一道求学的经历，如是感慨，坦荡骄傲地自白：“我就是想（像校歌里唱的那样）做一个‘人杰’。能够为抗战出力，能够为建设出力，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力。”

当年，王希季和朱光亚、杨振宁、王传纶、许渊冲并称为“五大才子”，其中，文科出身的许渊冲最直言不讳，被赠“许大炮”的外号。“我说话没顾忌，孙中山不也叫‘孙大炮’吗？我倒觉得这是提醒我不要乱说话，但敢说话还是要的！”曾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渊冲主张“把中国文化的美变成世界的美”，一生自负，狂而不妄，认为“赵萝蕤只翻译了《荒原》的词，却没有译出原诗的意”，寄语赵瑞蕻“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两位都翻译过《红与黑》），戏嘲巫宁坤“英文很好，法文挨骂的啦”……

其实，老许和老巫既是校友亦算“战友”——十万青年十万军，许渊冲曾被分配到飞虎队的机要秘书室，而巫宁坤在司令部。许说：“小学写作文，我的志愿就是要抗日。因为小学毕业的时候九一八，中学毕业八一三、七七事变。”巫说：“1937年，抗战开始，9月正常开学，可是到了11月，日本要往南京打了，学校奉命解散。在扬州中学树人堂，校长宣布教师、同学各自回家，大家都哭了。有个唱女高音的女同学就上台，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

金瓯破碎，痛彻心扉。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化《咆哮山庄》之初始译名为神来一笔《呼啸山庄》的杨苡出生，1937年中学毕业，保送南开大学。“我们家就像巴金先生笔下的《家》，而我本来准备像觉慧那样出走。但拍完中学毕业照后没几天，就知道卢沟桥事变了。日本鬼子扔炸弹，南开大学没有了。”

于南开中学度过六载光阴的齐邦媛回忆张伯苓校长，相信“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就是说，国家要强，你自己要强，因为你强，中国有你就不亡。那么简单的话，他说得那么诚恳。……我从小很受张校长感染，觉得校长讲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想到张校长，就像冰山融化了。”在回忆录《巨流河》里，齐邦媛则写道：“九一八事变后，父亲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保存青年力量。他负责黄埔军校招收东北学生的工作，还说服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于1934年在北平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两千名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也是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1936年华北吃紧，中山中学迁来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板桥镇，父亲带领学生们自己动手修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可以远远看到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初恋张大飞被选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空军并肩作战；而齐邦媛转赴川西，到乐山就读国立武汉大学。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星拱校长对学生训话：“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弦歌固然不辍，可又一个春天过完的时候，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信。他告诉她，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

张伯苓之子张锡祜，和齐邦媛一样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张大飞一样曾搏击长空、一样在抗战时阵亡。幸而烟尘满面的烽火岁月里不只是令人心恸的牺牲，还有重逢。王佐良写道：“……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8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他的名字是穆旦，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张常常惹是非的报纸。”

穆旦，原名查良铮，金庸的堂兄。他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诗里慨叹：“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至于为什么甘愿冲锋陷阵、抛洒碧血甚或埋骨异域，他的另一首诗早已提供了答案——

“当我呼吸/在山河的交铸里/无数个晨曦，黄昏，彩色的光/从昆仑，喜马，天山的傲视/流下了干燥的，卑湿的草原/当黄河，扬子，珠江终于憩息/多少欢欣，忧郁，澎湃的乐声/随着红的，绿的，天蓝色的水/向远方的山谷，森林，荒漠里消融……”

因为母国的景色，因为故土的乡愁，因为基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家”的记忆与味道。

我心匪石

昆仑，喜马，天山。黄河，扬子，珠江。山河迤逦，岁岁年年。关中秋日高远的天空，塞北朔风卷过的白雪，江南春雨滴绿的芳树；还有衡州的大雁、河东的酒、洛阳的石窟、凉州的埙；还有《诗经》《楚辞》，李杜篇章，破阵乐与霓裳曲，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苍茫……还有汪曾祺《跑警报》里的超拔风度：“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我们这个民族）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还有罗庸在西南联大简陋的教室里从容授课，从讲台走下，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神州锦绣，万死不辞。为了守护生我养我的地方，为了挽住处处明媚的风光，这个陷于忧患的民族努力挺直了脊梁，毕竟是压不垮的。许倬云在接受访谈时曾这样说道：“抗战时期一批川军赶赴前线时，我弟弟在上学，我不能上学。我母亲带了许多女工烧开水给川军喝，我坐在门口的抱鼓石上，望着不见边的军人。他们说：‘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那时候我七岁左右……”而最黑暗的时刻里，偏偏闪烁着最耀眼的人性光辉——“满路的人奔走，没有人欺负人，挤着坐船坐车逃难，上车上船都推着老弱妇女先上，自己留在后面。大路上奔走，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给孩子说，你们走，走！”

许倬云哽咽着确信：“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抗战结束后，他回到老家无锡，第一次走进正规学校，在辅仁中学读高一，此前“基本是父亲和舅舅、哥哥和姐姐有机会就点拨几句，大部分时间自己看书，是一种不规律的学习方式”。辅仁中学的隔壁，恰是东林书院，同学不听话，就会被老师带去东林祠堂，对着先人罚站。老师上课时常告诉学生，他们是东林子弟，有东林的气节，“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我们每个人都记得很熟，像是生命的指导”。

对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许倬云并非没有反思，但他并不希望因为这种反思和批评，就把自己推到所关切的中国的对立面。他的作品和演讲里弥漫着人道主义情感，足见悲悯之心。他也指出，不论欧美还是中国，专家型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把专业跟社会、国家、世界发展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越来越少。“新的理想没有出现，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我们没有机会再培养一批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是网络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不是思考者。”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此系80余岁的陆游最后发出的抗金号召。800多年后，90余岁的许倬云在面对“回顾过去，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的提问时，亦选择用这首陆诗作答。他说，在抗战时期长大的人，“‘中国’两个字刻在心里。七八百万的兵员在阵地上死掉，三四千万的人被杀、被轰炸，不能忘，忘不掉”。

传统延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五四肆意挥洒的理想主义，对自由、公平等现代价值的追求，对学术和智慧的渴望，塑造了这代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他们借此安身立命。而面对当今愈发纷繁复杂、愈发矛盾对立的“赛博纪元、流量王朝”，大众或许会疑惑：启蒙是否仍然具有价值？“世俗”与“超越”如何共存？知识分子是否依旧具有影响他人、社会和时代的能力？

本文试图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乐观地得出结论：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乃过去几十年的世界趋势。但人生代代无穷已，“断层”虽难免，“继承”亦不缺。读书人一时的痛苦，未尝不是某种高贵的指向，等待与希望中，文化比权力、金钱更具尊严。启蒙永远在路上，青春之歌永远在吟唱，它是理应没有终结的进行时，只不过需要调整一些方式与姿态，与代际特征磨合。道德和伦理的底线在哪里，以及终极灵魂拷问——人应该做什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总归需要一线光明的指引与点拨，需要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

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那么，继续做一个坚韧、沉稳、宽容、柔软、真诚的燃灯者罢。去关心国族的命运、百姓的呼声；去浇灌知识的大树、播撒学术的种子；去珍惜心底那个安守在书桌旁的少年，直至诀别的一天。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士为家国，一生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