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衫磊落，书生意气

电影《无问西东》洋溢着一种“书生气”。

《无问西东》剧照。敌人的炮火再猛，战胜不了我们的朗朗读书声。

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纪念馆现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每当想起那些在困境中勃发，通过终身学习而深刻影响民族命运的先辈，当下的年轻人之中，仍有人不断于社会实践中努力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关怀。

记者｜王仲昀

看过电影《无问西东》的观众，应该会对影片里西南联大学子在淅沥沥的雨声中乐观地读书的动人画面而印象深刻。1938年的昆明，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在漏雨的皮教室里讨论量子力学。他们不会想到，这个临时组建的大学，将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和174位两院院士。

2025年10月18日，随着杨振宁院士的逝世，“西南联大五才子”仅剩101岁的王希季院士独守世纪。杨振宁生前深受西南联大教育经历影响。他曾回忆，“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如今，中国的当代年轻人，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与杨振宁、邓稼先等先辈苦读的年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物质得到满足，外界却有批评之声，认为当下的年轻人无论学识如何，再也没有当年知识分子们对于家与国的“宏大关怀”。

然而，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身的理想与困惑。这是时代留下的烙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近日表示，“没有垮掉的一代的说法，每一代都有年轻人会站出来。”每当想起那些在困境中勃发，通过终身学习而深刻影响民族命运的先辈，当下的年轻人之中，仍有人不断于社会实践中努力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关怀。

年轻上班族，抵抗“无意义”

1938年3月初，北大经济系大三学生余道南，跟随联大内迁的大部队，一路辗转颠簸，已至湘西沅陵。

虽是初春的3月，但那一年迎接湘黔滇旅行团的并非暖阳，而是一场长达一周的暴风雪。9日这天清晨，大雪纷飞，直至上午10点多才微露日光。等到下午3点，天又转阴。余道南坐在江边，远眺对岸山峰，内心感到焦急：到底何时才能继续前行？

余道南想起杜甫的诗句，“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只不过，彼时沅陵满布松杉的青翠山峰已是银装素裹，一片琉璃世界，“祖国何处没有美丽富饶的河山，回顾我们虽然数千里徒步跋涉，总算还有个求学机会。这样一想，又觉得羁旅颓丧之气全都消除了”。

这一年，抛掉“颓丧之气”的学子们，最终抵达昆明。不久后，由于昆明校舍有限，西南联大文、法两个学院暂迁至昆明以南约200公里的小城蒙自。当年，蒙自举全城之力，把联大师生安顿在秀丽的南湖边，把条件最好的房子留给师生做校舍。陈寅恪、冯友兰、钱穆、闻一多、沈从文等联大“大家”在蒙自度过了短短百日，联大师生在湖边读书、唱歌、诵诗。“南湖诗社”的作品，至今还被保存在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纪念馆。

从小在蒙自长大、如今在杭州工作的年轻人小笼（化名）告诉《新民周刊》，自己以前常常和母亲老朱到南湖边散步，老朱嘴里总要冒出一句，“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后来他才知道，这句话，是另一个“老朱”说的。

1939年，朱自清离开居住5个月后的蒙自，在回忆蒙自的众多散文中留下了上述那句不起眼的话。小笼好奇，母亲不知从哪里看来的，竟令她念念至今。

时过境迁，朱自清们的诗句早已飘向远方，但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都知道一两个在那遥远百日里发生的轶事。当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在蒙自希腊哥胪士洋行二楼，常常伏案疾书。友人因其废寝忘食不愿下楼，给了闻一多一个“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而在十多年前，小笼念初中，就在南湖湖畔。在他的记忆里，那会儿但凡遇到同学效仿闻一多先生的刻苦劲，不愿出门走动，有同伴难免要“责难”一句：“×××，你何妨一下楼啊？”

蒙自给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百日之闲”，西南联大还给蒙自的是延绵百年的文气与厚重。如今人们再到南湖漫步，会看到高楼林立、街心繁华。几年前，哥胪士洋行旁新建起一座先锋书店，吸引着全国的游客来驻足打卡，体悟联大精神给这座祖国边城带来的别样面貌。

对于未曾经历过烽火岁月的后辈来说，那段历史因为这百日变得具体而鲜活。在采访中小笼表示，成人之后，自己逐渐懂得：蒙自是“小地方”，更是“大后方”。让闻一多先生“下不了楼”的，不只是心无旁骛的态度，更是一种家国同在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份足以跨越时空的力量。

那年，朱自清还在蒙自给清华毕业学子留下题词：“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

令小笼觉得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和自己一样的数以千万计的小镇青年，朝着联大师生当年的“反方向”，走了很长的路，去到北上广深，削尖脑袋挤进大城市的写字楼。“当我们抬头低头皆是六便士之事，在精神疲乏时分，或许可以回头看看当年那些人走的方向呢？那个方向通向理想之路，可以抵抗微小、抵抗速朽、抵抗‘无意义’。”

大学生，“活在具体之中”

1942年，彼时已经从西南联大毕业的诗人穆旦作出人生重要决定——投笔从戎。他写下“我要赶到车站搭1940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以一种将学术与救国熔铸一体的情怀，造就了联大特有的精神气质。那些在油灯与警报器交替闪烁的夜晚，文明的火种在年轻人的言行中得以延续。

当下，年轻人们不再像当年的联大师生一般，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考验，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看似拥有更多选择。然而，也有一部分网友提出，这一代年轻人，尤其“Z世代”缺少行动力，也缺乏足够明晰的人生目标，所谓“老年人生机勃勃，中年人焦头烂额，年轻人死气沉沉”。

今年正在上海某高校求学的研三学子张壮壮（化名），即将面临毕业之后的人生道路选择。作为“00后”，她对《新民周刊》表示，不能片面地认为青年对整个时代的宏大关怀不够。“不同代际的青年，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一样，导致表达方式也不同。在杨振宁、邓稼先和穆旦年轻时，他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救国，所以很多人选择投身报国。如今的年轻人不再面临‘救国’这般沉重的话题，但仍然有人努力在实践中寻觅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对于这一点，许纪霖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1985年以前出生的人，内心多少还是有些宏大关怀的，他们的兴趣点、关怀点，与一套宏大叙事连接在一起，譬如国家和世界。到了千禧一代和“Z世代”，“他们越来越注重具体的、当下的、和自身体验的生活有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之所以年轻人愈发“活在具体之中”，拥有更具体的意愿和诉求，在许纪霖看来，这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永恒，只需要瞬间的治愈，整个都是一个碎片化的生活，碎片化的生存”。如果外界还带有过往的认知框架和生活模式去想象，就没法理解年轻一代。

距今7年前，刚刚进入大学时，张壮壮向往的是毕业后进入大型互联网公司或者外企。如今研究生毕业季，她却在准备考公考编，同时准备报考学校的辅导员岗位。人生选择的转向，一切源于她的个人体验。“我之前去大厂实习过，发现自己不太适应那种高压快节奏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本科毕业后参与学校的支教计划，去到西部地区支教一年，真真实实看到了中国最基层的样貌和孩子们的教育状况。那一年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

几年前，在张壮壮支教的西部农村，她曾遇到过一位不交作业的男生，而男生给出的无法完成作业的理由是“家里没有写字的桌子”。后来她去家访，发现男生没说谎，“他家里家具都很少，真的没有桌子。我和班主任家访完，共同出钱给他买了一张书桌”。如果不是亲眼见到，她也难以想象这些教育环境的具体差异。

一年的支教经历，切实地影响着张壮壮。回到上海后，她仍然觉得不够，希望未来能继续当老师，尝试去帮助更多学生。

中学生，目标“大事业”

在杨振宁院士逝世后，全国上下的年轻人们，以自己的方式，于线上或线下参与到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生平讨论当中。先辈们究其一生，脚踏实地，坚持长期学习，造就了自己璀璨的事业，也留给后人各种启示。

今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年级的崔璨然同学对《新民周刊》表示，在重温了杨振宁与邓稼先等先辈的光辉事迹后，思绪万千。“他们以知识分子的从容与坚韧，为我们这代站在人生路口的高中生，照亮了前路的迷雾。”闵行中学高三年级俞之萱同学认为，先辈们用一生诠释了脚踏实地的定力与拳拳爱国之心。

具体来看，崔璨然同学观察到，杨振宁院士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于自己在物理学研究的坚持，尤其是“杨-米尔斯”理论的钻研，纯粹是对自然规律深刻对称性的信念与好奇。在她眼里，这种极致的长期主义，在当下追求速成的年代提醒着人们：真正的成就源于日复一日的深耕，源于在枯燥中求索的欢喜。

位育中学高三年级的陈子牧同学由西南联大学子在战乱中矢志求学的境遇想起，同样是八十多年前，他所就读的上海市位育中学成立了。2023年学校校庆时，陈子牧同学在创新实验室担任志愿者。实验室为了让同学们了解当前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问题，特意设立了芯片知识展区。他记得，当时来访校友中有几位老先生，听到同学们的讲解，目光有神，点头赞许：“对，要做大事情、大事业……”

作为高三学生，陈子牧即将面对高考志愿等问题。他从先辈事迹中看到，每个人的人生选择，既是个人的志趣，亦始终具有历史与时代的重量。

对于未来，无论是高考志愿的选择，还是更长的人生道路，崔璨然同学也认为前辈们已为自己这样的高中生树立了精神坐标——既要拥有植根家国的情怀，也应当保有兼收并蓄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