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师道传承

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

贾植芳先生（右）在家中与陈思和探讨问题。

《从广场到岗位》。

“先生经常说，我们首先要做个好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他认为，如果你人品好，做人好，学问也有可能做得好。学术成就在于个人造诣，但做人是一个普遍要求。先生在评判文学史上的人物与评判他周围的人时，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记者｜王煜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韩愈千百年前的经典论断里，“授业”过程中是否“传道”，“传道”过程中是否“解惑”，是衡量“师道”得失的标准。

古之“授业”，相当于今之“教书”；古之“传道”“解惑”，相当于今之“育人”，发展学生健全的人格，传承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与知识分子的风骨。我们从大师的师生故事里，可以切身感受到人文精神的流淌与延续。

言传身教里的人文精神

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生。在他的记忆里，除了在复旦学习时接触的现代文学专业蕴藏的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当时他还得到很重要的人文教育，就是导师的言传身教。贾植芳这样的人生导师，直接引导了他对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自觉实践。

“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师生间的交流传承的。”陈思和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

1978年，陈思和刚刚进入复旦大学学习时，就认识了贾植芳。当时后者还没有平反，在中文系资料室做资料员。“先生精通日语、英语，他从国外买了一大批书，包括国外学者研究巴金的书，他看到我们经常去资料室，问我们愿不愿意看这些资料。我们说愿意，他就把书拆散、复印后给我们，我们读完后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翻译给他。”就这样，陈思和在学术研究中慢慢认识了贾植芳，直到2008年贾植芳去世。30年里，他一直在贾植芳身边，两人之间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亲人。

“正因如此，我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很多方面都是从点点滴滴的细节中感受到的，而不是通过上课来传授的。”

当时，贾植芳与陈思和等年轻学生熟悉后，会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讨论问题，师生热烈交谈，常常到半夜才结束。贾植芳是著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译家，曾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后来被错误地批判，在陈思和认识他之前，已经历过20多年的迫害。在陈思和的想象中，一个有如此经历的老人，应该会情绪忧郁，或者思想包袱很重、不敢多说话。然而现实中贾植芳的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他一直对年轻人热情教导，好像完全忘了曾经有的“特殊身份”。

他热情洋溢，完全像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在跟学生们讲述文学史，尽管他遭受过巨大的迫害，但精神上没有任何萎缩，也没有任何负面情绪。陈思和与同学们每次都和老师谈得很开心，受益匪浅。“实际上，我就是通过与先生每天晚上这样的聊天，逐渐进入现代文学领域的。”

贾植芳看到年轻人愿意从事研究，非常开心，一直跟他们谈论相关内容，毫无保留。他对文学史上某些看不惯或不喜欢的人，都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对于他的包括胡风在内的很多朋友，即使涉及他们当时遭受的冤案，他也非常坦率地谈论。

最初，陈思和觉得现代文学史像古代文学史一样，是“历史里的东西”，与自身没有直接接触，但通过贾植芳作为领路人，他感觉所有的历史都在这样有血有肉的经验中展现了出来。

“我们就慢慢地进入了一个活的世界，这个世界体现了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人文精神，实事求是、爱憎分明、斗志昂扬，对历史毫不回避。如果说现代文学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那么我们这些学生，感受五四新文学运动，感受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都不是抽象地从教科书中读到的，而是从先生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观察到、学习到的。”陈思和这样说，“即使在今天，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我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时，会不自由主地想一想，如果先生在，他会怎样说，会怎样做。”

“学生是最好的作品”

今天，怎样才能做一个好老师？面对教学、科研和行政的多重任务，教师应该怎样抉择？

陈思和认为：青年教师在成长过程中，教学、科研、行政工作都应该做，知识分子的发展应是全面的，但他不认同现在教育评估评价标准中的一些强制性的指标。

“若问我三者中什么最重要，我觉得是教学。”他说。

陈思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第一年，他就担任了1982级同学的班主任，带了他们四年。在他们快毕业时，陈思和给他们上了一门新时期文学的研讨课，学生积极发言，与作家们对话，后来他把他们的发言记录整理成一本小书《夏天的审美触角》。当时他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就说：“我最好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我的学生。”这句话，他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多次提到。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第一职业是教育，业余爱好才是写作”。

“我个人的学术努力，做得好与不好，我不太在意。但我觉得对学生怎么样，作为老师来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是我的岗位职责，我必须做好。行政工作，我更不需要，做不做看缘分。”陈思和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

陈思和说：一个好的老师不应该拒绝学生，不应该对教育学生感到厌烦。

正如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约翰·杜威谈到“教师对于学生应负的责任”时所说：“做教育者，如能对于学生有一致进行共同利益的观念，视学生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学生的进步就是自己的进步，那么，不但不以为苦恼，转觉得很快乐的了。”

在教导学生的风格上，陈思和深受导师贾植芳的影响。师生关系亲密，贾植芳有时像父亲对孩子一样，当陈思和稍有不好的情绪时，马上会制止；但对做学问相对宽容，认为学生应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发展，从未提出具体的标准。“先生经常说，我们首先要做个好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他认为，如果你人品好，做人好，学问也有可能做得好。学术成就在于个人造诣，但做人是一个普遍要求。先生在评判文学史上的人物与评判他周围的人时，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陈思和延续了导师的精神，从未要求学生必须像他一样，或者必须受他的影响、从事他所研究的领域。他注重学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特色，更注重学生作为一个人本身的发展。

究其根本，在于贾植芳与陈思和对学术的认知，从来不是“纯学术”，也不只是如何看待专业的问题，而是寻找一种人生道路的价值观的问题。“学术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场，是基本的生活行为。这样的立场，使我活得像一个知识分子。当时老师教我就是这样的：做资料，读文本，然后就是思考自己的价值观。”陈思和说。

他认为：“任何学术问题其实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所有提出的问题都要解答你自己的困惑，这是你对人生的态度、对社会的态度的投射，而不是与你无关的为写论文而设计的问题。”

知识分子应该坚守岗位

1993年，陈思和在参与知识界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

当时，面对市场化的冲击、人文精神出现的危机。大家都在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知识分子如何保持和发扬原有的精神传统，找到自己的位置。

陈思和使用“岗位”这个概念，看中的是其“坚守”的意涵。在他看来，“岗位”包含三重意思：专业、职业、事业。专业为岗位的识别和基础；职业是专业服务于社会、实现其价值的中介；而事业联系着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成为一种人生成熟的标志。

在当年发表的论文《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中，他讨论了“庙堂型”“广场型”“岗位型”三种知识分子，分别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

在他的理解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是责任的代码。知识分子要“坚守岗位”，就是要在各类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同时，在谋生之外有超越岗位的自觉，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所担当、有所贡献。在工作岗位上的人，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对我来说，大学老师的岗位就是教学。我也这样要求学生，希望我培养的学生都能成为好的教师。”陈思和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指导过100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其中博士生的80%以上目前都在各个高校以及一些中学任教。“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与专业结合，教书育人，培养更多学生，我很为他们自豪和开心。”

三十多年过去，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当时的人文精神讨论仍未过时。陈思和认为，人始终在面对不同的挑战、始终在害怕自身的毁灭，但同时也会始终反思自身。知识分子所坚守的人文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斗争；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始终要去直面并不断克服自身的丑陋面——如同贾植芳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把“人”字写端正。

同时，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的实践需要有强大的主体精神支撑，要用最专一的情怀投入到专业理想中去，爱自己的专业、爱自己的岗位，没有哪种外在力量可以剥夺这种执着的感情。“生命的精神能量的创造力要比生理能量强大得多，也长久得多。”

当代中国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对此有类似的观点。数十年来，面对日复一日在书斋里读书、写作的生活，他并未觉得丝毫清苦。他曾在受访时表示：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是平凡的，不神秘、不神圣。“就像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打牌。我也一样，就是喜欢写作而已。学术是有自足性的，它的意义和价值不需要到学术之外寻找。”

在他的理解里，真正的学者，学术本身就可以给他带来很多快乐，带来审美意义和价值。这是一种快乐、兴奋、自如的状态，有无限的乐趣，自由而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