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图：左为T. S. 艾略特，右为詹姆斯·乔伊斯的《猫与鬼》，这两位都是爱猫人士。

下图：《尤利西斯》。

左图：《午夜巴黎》剧照。该片是一封写给上世纪20年代活跃在巴黎文艺圈的骚人墨客们的情书。

左图：1945年的瓦莱丽·弗莱彻。

下图：菲茨杰拉德在法国南部小城圣拉斐尔，完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

左图：伍尔芙。

右图：《伦敦每日镜报》上的照片。其中，伍尔芙女扮男装（左手那位大胡子的“绅士”）。

左图：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赵萝蕤是中文版《荒原》的译者。

下图：《罗生门》剧照。

右图：2019年，NHK剧集《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播出，其中有个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镜头：在路边摊，芥川一边吃油条，一边读《新青年》。

撰稿—Anne

镀金的爵士乐渐渐取代了皇帝的圆舞曲，而占据舞池中央位置的是他们。这何尝不是一场流动盛宴的序幕呢。

这个世界是混乱且令人不安的吗？

气候变化，疫情无休，经济下行……人们很容易认为，没有哪代人比这代人更艰难了。但事实上，时光倒流100年，那时的人们大抵也是这么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老欧洲古典主义的秩序也被颠覆了。不过，汽车、飞机和第一批无线电广播的出现（正如互联网所带来的亦幻亦真的赛博奇观一样），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大时代孕育大文学，1922年，或者说整个上世纪20年代，回过头看，何尝不是一场流动盛宴的序幕呢。镀金的爵士乐渐渐取代了皇帝的圆舞曲，不变的是，占据舞池中央位置的，始终是一群最耀眼的星星，他们划过漫漫长夜，留下无与伦比的灵光。

乌有和乌有联结在一起

等在站台上，西尔维亚·比奇的心怦怦直跳。她看着第戎来的火车缓缓停靠，看着火车司机下了车，他的手上拿着一包东西，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啊，他在找她，她将拿到想要的东西！几分钟后，她敲开了詹姆斯·乔伊斯家的门，把第一本《尤利西斯》交到他手上——当天是1922年2月2日。

“西尔维亚有一张生动的、如同雕塑般轮廓清晰的脸，她褐色的眼睛如同小动物般充满活力，又像小女孩般快乐。她波浪般的褐色头发往后梳，露出漂亮的前额，在耳朵下剪短，与她褐色天鹅绒外套的衣领相平。她的两条腿很漂亮，她善良，愉快，非常有趣。她很喜欢开玩笑，也喜欢闲聊，在所有人中，没人比她对我更好。”

海明威对上世纪20年代活跃于巴黎文艺圈的许多作家，似乎都不怎么看得上，却不吝于把恭维送给比奇女士。1919年到1941年间，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是大洋两岸英语/法语作家的聚集地，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这里来买书、借书、会朋友、聊天、喝咖啡、谈心事。而值得炫耀一个世纪的谈资是：1922年2月，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首次出版，莎士比亚书店正是出版商。据说，完稿之后，乔伊斯不断地催问比奇，要求务必在2月2日见到印出来的成书，因为当天适逢他四十岁生日，要求收到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不为过。

《尤利西斯》与《芬尼根守灵夜》所关注的不再是通过语言来“再现经验”，而是通过“瓦解再现”来“体验语言”——就是不太好读的意思。早年，连乔伊斯的爱尔兰老乡叶芝都有点儿看不透他，“我不知道你是一座喷泉还是一只储水箱”。你感到乔伊斯写的玩意儿就像爱因斯坦的著作一样“不明觉厉”？那或许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发现了宇宙的一个新的维度。“如果《尤利西斯》看不得，那么生活就是活不得的。”乔伊斯不无傲慢地说道。丛林一样盘结茂盛的词句，奇异的想象力，熊熊燃烧语言的焰火。

《尤利西斯》的主角利奥波德·布鲁姆曾计划为他的妻子莫莉安排一次巡演：“英国的水边怎么样？布莱顿，马盖特。月光下的码头。她的声音飘了出来。那些可爱的海边女孩。”哦，马盖特；《尤利西斯》问世的前一年，马盖特的秋天，在海滩边某避难所的长凳上，一个疲倦的33岁男人，努力尝试什么也不做——T·S·艾略特正在休假中。

他有时潦草地画下路人的样子，有时用曼陀铃练习音阶。对了，他还写下了一首诗的核心段落，而该诗后来被捧上百年来最有影响力诗歌的王座：“在马盖特沙滩/我能够把/乌有和乌有联结在一起/脏手上的破碎指甲/我们是伙下等人，从不指望什么……

1922年10月，《荒原》首发于艾略特自己主编的季刊《标准》创刊号，同年底在美国出版单行本。这首长诗的题辞——“是的，我自己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要死。”——透露出西方文明的精神危机、死亡冲动。讽刺的是，写出一流《荒原》的艾略特，偏偏度过了三流的人生：他（有宗教狂热）在1933年与第一任妻子薇薇安（有精神病史）强行分居，不体面地逃离了近二十年地狱般相互折磨的婚姻。将近50岁时，又与瘫痪的批评家约翰·海沃德同住，大部分时间把自己关在公寓背阴面的小房间里，离群索居。与薇薇安“物理隔离”后，艾略特分别与艾米莉·黑尔和玛丽·特里维廉产生了若干情感上的纠缠；68岁，仰慕他的年轻姑娘瓦莱丽·弗莱彻（曾是他的秘书）成了第二任艾略特夫人。这段年龄差悬殊的婚姻起初甚为幸福，夫妻俩常在公众场合手牵手深情凝视对方，如同患了相思病的少男少女，以至于阿道司·赫胥黎直呼肉麻吃不消，“艾略特现在变得特别傻”。可惜，9年之后，男方去世了，独留女方孤零零一个人。好在整理、出版亡夫的著作、书信，多少给了她些安慰。

顺带一提，艾略特一直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诗歌，这也是他后来写诗剧的原因之一。而歌舞剧《猫》（原著系艾略特的《老负鼠的猫经》）的改编，或许可被视作艾略特与瓦莱丽共同作出的决定。

做这种文化最忠实的践行者

“老负鼠”是埃兹拉·庞德（诗人、评论家、编辑）给艾略特起的绰号，艾略特则称呼庞德为“兔兄弟”。这二位的感天动地《荒原》合作情，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的一则传奇。众所周知，文学既是作家与作品、读者的互动，也是评论家、编辑和作家的良性交流，而除了老负鼠与兔兄弟的山高水长，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与他的“迷惘的一代”（包括海明威、福克纳、沃尔夫、菲茨杰拉德等人），也造就了数段文坛佳话。科林·费尔斯、裘德·洛主演、获得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的《天才捕手》，故事的灵感恰恰来源于珀金斯与沃尔夫的交往。

一战让老欧洲元气大伤，美国却在战后经历了持续近十年的经济繁荣。人们深信并追求着自己的美国梦，奈何好景不长。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证券市场大崩盘，随之而来的是漫长得几乎令人窒息的经济大萧条。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萧条之前绮靡的爵士时代，宛若鸦片一般诱人上瘾。这一时代的形象代言人菲茨杰拉德，在1922年的7月给珀金斯写信，称自己正着手策划“第三本小说”：“我想写点不一样的东西，一部非同寻常的、美妙的、简约而精致的作品。”两年后，旅居法国的菲茨杰拉德在南部小城圣拉斐尔，完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

这本杰作中的杰作，没有在菲茨杰拉德在世时给予其期待中的名利双收。他困惑、失望、消沉，酗酒的恶习再度升级，并最终被酒精彻底摧垮，去世时年仅44岁。四五年后，《了不起的盖茨比》变得家喻户晓；时至今日，累计卖出近3000万册，单单电影就拍过五个版本。要是菲茨杰拉德还活着，他完全可以在版税里打滚，而不是拿着最后一笔仅有13美金的版税支票，且憾且恨地离开人间。

菲茨杰拉德创作过一部自传性质的随笔集《崩溃》，该书的书名也是伍尔芙的心情写照——1941年3月28日，一生饱受精神分裂症状困扰的她投河自尽，终年59岁。冥冥之中，也许死亡的阴影始终若即若离，“我的大冒险就是普鲁斯特。是啊——那之后还有什么能写的”，在伍尔芙创作自己首部实验性作品、小说《雅各的房间》的1922年，她所崇拜的普鲁斯特接受了死神的召唤。春日，他在谈到《重现的时光》（《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时说，“这是个重大新闻。昨晚，我写下了‘结束’这个词（指全书的写作已完成）……现在我可以瞑目了”。

创作的过程里，伍尔芙孜孜求取于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以及近现代的契诃夫、普鲁斯特、康拉德、乔伊斯和艾略特等人。作为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女权主义者，伍尔芙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艾略特更指出，伍尔芙“是这样一个神秘文化圈（指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乃至伦敦文学界的灵魂人物。她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她的才赋已经与她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环境水乳交融，这完全是史无前例的，而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在她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上阶层高贵而又优秀的文化传统——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中，艺术家们既非那些趾高气扬的赞助人的奴仆、贵族富豪家的寄生虫，又非乌合之众、平庸之人寻开心的工具；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中，艺术的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地位平等，不分高低贵贱。随着伍尔芙的逝去，一种文化模式也正在土崩瓦解——从某种角度而言，或许她就是这种文化的唯一象征吧，但这是因为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她是这种文化最忠实的践行者”。

《中国游记》里的异乡人

和乔伊斯在巴黎喝茶、和伍尔芙有一段长期友谊（尽管不太稳定）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于1922年出版了个人的最后一本书、短篇故事集《花园会和其它的故事》。而她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作家凌叔华的联系，首先来自于一个男人的赞美——徐志摩表示，叔华是“中国的曼殊菲儿”。巧的是，凌叔华与伍尔芙有过书信往来，伍尔芙的一些写作建议，在凌叔华的《古韵》中得到了采纳。

又，在中国新诗史上，闻一多和徐志摩的学生、新月派的“第二代”陈梦家，娶妻赵萝蕤——密司赵正是《荒原》的首位中文版译者。1946年夏，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7月9日晚，艾略特邀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在东方佳人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还在前者的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

回到1922年的中国罢。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激流所鼓荡，一场文学革命早已势不可挡。那一年，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等以“中国新诗社”的名义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等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诗社湖畔诗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冲积期化石》出版；胡适完成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一次以“史”的角度尝试研究现代文学。同年，老舍刚刚走上文学道路，创作了《小铃儿》等短篇习作；沈从文则从湖南来到北京，准备开启他崭新的文学生涯……

1923年，北京新潮社出版了鲁迅于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书名《呐喊》。迅哥儿这一喊，开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之先河，属实了不得呐。作为鲁迅的好友，冯雪峰曾撰文，将亦师亦友的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人相提并论。迅哥儿看过后，虽笑着说此言过誉，必招骂声，但究竟没有把话删掉。那么，雪峰是否言过其实？无论如何，国民级的“大先生”，的确在语文课上享受到了与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人一样的超高规格待遇——大段的背诵、大量的阅读分析；一问两株枣树是何意，无辜稚子双泪落君前。

至于1922年的日本文坛，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被刊登在文学杂志《新潮》的新年特刊上。值得一提的是，芥川的《罗生门》，迅哥儿是翻译过的。后来的后来，大导演黑泽明抽取了《竹林中》《罗生门》的重要元素，拍了那部举世闻名的电影。《竹林中》挑战了真相可以被明确知晓的观点，削弱了叙述者权威的概念，就像乔伊斯和艾略特在他们混乱的文本结构中所做的那样。而芥川和伍尔芙的相同点在于：精神状态都不正常，最后都是选择自杀。事实上，芥川更惨，不仅神经衰弱，还有胃病、痔疮，又碰上了帮姐姐一家还高利贷的糟心事……

1927年4月开始，芥川龙之介在《改造》上连载《文艺的，过于文艺的》（至7月）一文，同时，他与谷崎润一郎就小说的思想这一问题展开论战。6月，芥川的第八部短篇集《湖南扇》（文艺春秋社）刊行。7月23日，《续西方人》完稿；24日，天尚未明，芥川在他田端的卧室里服下了致死量的巴比妥。据传，他死前穿着的心爱的浴衣，是用中国带回的布料做的。是的，芥川来过中国——1921年3月，他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观察员的身份访华，从上海出发，一路游览了杭州、苏州、扬州、南京和芜湖，然后溯江而上至汉口，游洞庭，访长沙，经郑州、洛阳、龙门前往北京。1925年，记录了那段日子芥川所见、所闻、所想的《中国游记》出版。2019年，NHK剧集《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播出，其中有个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镜头：在路边摊，芥川一边吃油条，一边读《新青年》。

彼时的上海，纯然一派“大熔炉”的景象，不但在城市风貌上呈现出中西杂糅的奇异风情，居民结构也是鱼龙混杂，三教九流。而这座城市中的各色人等，从乞丐、醉汉、娼妓、戏子，到政治家、文人墨客、进步青年，最终都化作了芥川笔下鲜活的文字。熙攘狭窄的巷弄，路边卖荷叶莲藕的小贩，空气中浮动着复杂的气味，有人用沪语拖着长长的尾音叫卖“栀子花，白兰花……”，是一缕幽幽的香。低贱的男妓写得一手好字，因家境没落不得不卖身，最后惨死街头；而光鲜舞台之后的优雅名伶，靠徒手擤鼻涕的“绝技”，瞬间败坏了所有的好感；章太炎、郑孝胥在上海，芥川拜访了；中共一大代表李人杰（李汉俊）也在上海，芥川同样拜访了，夸他日语好，并基本认同李关于时政的看法。

明治维新后的新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大多既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又为欧风美雨“洗礼”。是以，当他们看到上个世纪满目疮痍的九州大地，一面对江南烟雨等中华传统文化之美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欣赏，一面又忍不住对当时的东亚睡狮予以批判的文辞和蔑视的眼光。另外，也不知是否因为魔都魔瘴深重，刚到上海，芥川就去了医院，此后总是处于病歪歪、气喘喘的林黛玉状态。而他偏生有一双“海外观察员”的眼睛，浓艳奢侈与贫穷惨淡的强烈反差交织于虹膜，让作家下笔不客气，异乡客读来猎奇，本埠人读来一阵麻、一阵痛，对这份浮光掠影里“各种内涵”的叙述，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发作。

总之，这些活在1922年的作家们，也活在2022年。曼斯菲尔德担心“我不会‘时髦’太久。他们会发现我的，继而会感到厌恶，而后会因沮丧而颤抖”；伍尔芙也忧虑“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我们会留下零星的片断和段落，也许是一页，但不能再多了”——错，大错。恒星不是流星，我们很高兴地见证了，100年来，他们的光芒未曾黯淡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