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拳手参加“职业拳赛”

上图：2014年“拳力巅峰”拳击比赛

下图：邹市明到上海市西林中学与师生见面。活动现场，邹市明被聘为该校拳击总顾问，并为金山区朱泾镇青少年拳击俱乐部揭牌。

上图：赛事审批权放开，客观上造成了不少拳击赛事处于无人监管、野蛮生长的状态。

以前，体制内的拳击选手若想保留全运会、奥运会等参赛资格，是不能参加体制外的拳击比赛的。

记者｜王　煜

成熟规范的拳击，本是一项对选手的安全采取高度保护的运动；尽管看上去惊险刺激，但可以做到非常安全。然而，出现伤害甚至人命事故的“地下擂台”不时出现，让拳赛变成了高危比赛。

职业拳击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中国拳击主流一直在体制内，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国拳击协会正式注册的4000多名拳手，远远超过了目前在体制外参加职业拳击比赛的俱乐部拳手。不仅是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这个庞大的群体在享受以“奥运争光”计划为目标的“举国体制”红利，接受过长期系统的专业专项训练，有较扎实的基础。这造成了当下，往往是打不进业余拳击高水平梯队的选手，才去走职业拳击路线，“职业拳击”反而整体水平比较业余。

然而，国内市场上非体制内的俱乐部、商业公司走的又是职业拳击的发展路线，这是造成当前国内拳击市场上的不规范发展、“地下擂台”存在的重要原因。

拳击比赛本应非常安全

“表面上看，拳击是一项‘危险’的运动，但实际上它可以非常安全，尤其是在比赛中——只要整个流程按照专业的规范来开展。”上海市拳击跆拳道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拳击协会秘书长王连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表示，拳击是搏击类的运动，从源头而言带风险比其他非搏击类的运动要大，因而从平时的基础训练到对抗的比赛，从防护设备到操作规范，都有许多专门的设计来确保运动员的安全。

郑强（化名）年轻时是国内某省拳击队队员，比赛成绩优秀，后来在一家体育院校就读并留校任教，教授拳击至今。他说，近年来他带队参加或者作为组织者参与过的不少拳击比赛里，比赛的组织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摸清同台比赛的两名选手的实力，判断他们是否适合与对方比拼。如果双方实力悬殊太大，则容易出安全事故，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在比赛中发生的。

王连方表示，如果是体制内的拳击运动员，依据他参加训练的积累时间、获得的过往成绩以及近期的训练状态，一名有经验的教练已经能做出准确判断，为他报名参加适合等级的比赛。

郑强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报名后，组织方还要对参赛选手的实力做进一步的验证。他曾经在某些比赛的赛前，把参赛选手预先召集到一起。“我让他们先到我这里打上几堂训练课，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能清楚地观察到他们的水平究竟怎样，决定是不是要调整他的对手。不管他的资料怎么填，嘴上怎么说，只要上场打上几个回合，立即见分晓。”他说，在拳击专业领域，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被称为“配对师”，是决定比赛安全性和公平性的关键角色。

通过了配对阶段，走上拳台之后，选手的安全就交由裁判来保障。“我们在组织比赛时会在配对完成后，将选手双方的实力高低告诉裁判，以特别提醒他在比赛中注意维持安全秩序。”郑强介绍说，裁判一旦在比赛中发现双方实力差距过大，或者有其他导致选手安全风险的因素，有权随时暂停或者终止比赛。裁判的这种洞察力和决断力，是选手场上安全的“护身符”。

在郑强经历的由体育局或者学校组织的拳击比赛中，选手们都要带上头盔等护具。“我们现在还逐渐提倡用有横梁的头盔，进一步提升对头部的保护；给选手们训练和比赛用的，也是较大的拳击手套。这都是为了减少运动伤害的风险。”

当下，体制之外的市场化运作的拳击俱乐部非常多，不少综合健身俱乐部也会开设拳击项目的教学。郑强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实际上，这些俱乐部非常缺乏优质的拳击教练。有的俱乐部里的拳击教练竞技水平不高、对拳击运动的认识不科学；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经过系统的拳击学习和训练，只是接触过跆拳道、泰拳、自由搏击、综合格斗等其他搏击类项目，也打着拳击的旗号收学员。

“这是典型的误人子弟。”他说，虽然上述几种项目都是搏击类，但从专业的角度看，它们之间的区别非常大，从节奏、速度、力度、搏击强度等方面而言都有显著的区别。如果不专业的人来“混着教”，除了肯定教不好之外，还会让学员产生错误的认识；更不用提让练习不同项目的选手来“混着赛”，这一定会有巨大的安全风险。近期在拳赛中受重伤最后不幸去世的四川小伙，正是之前只跟一名拳击教练学了些皮毛，却被教练推上了和泰拳选手对抗的赛场，导致悲剧发生。

办赛审批放开后，监管没跟上

如王连方和郑强所言，体制内组织的拳击赛事，会在选手配对和裁判、医疗等环节保证规范，并且有比较完备的监管体系；对选手来说，参赛的安全系数比较高。而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的，恰恰是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拳击比赛。

体育行政部门对拳击比赛的制度监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1986年，拳击运动在我国暂停了近三十年后恢复开展。1995年12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国家体委颁布了《拳击运动竞赛管理办法（暂行）》，当时这份规章将自身定义为“境内举办的各级各类拳击运动竞赛管理的准则”，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举办或承办拳击运动竞赛，应按拳击运动竞赛的管理权限报批”。显然，这既包括体制内的比赛，也包括体制外的国际比赛、商业比赛。

2014年12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总局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体政字〔2014〕124号），取消了对体育赛事的行政审批制度，明确了只要是合法的法律主体，均可以依法组织和承办体育赛事。从此，拳击比赛的举办也随之放开。目前，任何合法的俱乐部、公司或者协会，都可以自行组织拳击比赛。

体育总局出台这项政策的初衷是推行政府的简政放权、促进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然而，赛事审批权放开，客观上造成了不少拳击赛事处于无人监管、野蛮生长的状态。有些赛事虽然在举办的流程上不违反现行的制度规定，但实质上不规范不专业，成了顶着“程序合法”帽子的“地下擂台”。

“政府放开审批权，并不意味着拳击比赛就不需要监管、没有人可以监管了。”王连方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此表示。他说，监管并不只有政府的行政审批一种形式；政府放权之后，行业协会应该承担起提倡行业自律的职责来。郑强同样认为：“拳击行业是一定要有监管的。拳击协会应该是合适的监管主体。”

上海市拳击协会于2019年7月底完成了新一届的班子改选，王连方当选为秘书长。他说，除了为上海拳击的竞技体育领域培养和输送人才之外，提倡行业自律、促进拳击行业的健康规范发展，同样是协会的重要工作任务，这一点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和协会的同事正在商议，在今年2月将上海拳击界的重要团体和人士召集起来，共同讨论如何从协会的角度来推进这件事。

他透露，目前已经有的一些想法包括拳协要常态化开展对教练、裁判的培训和资格认证。完善对人才的培养和认证之后，协会将提倡上海的拳击培训机构的教练必须拥有相关资质才可上岗教学。

对于比赛的举办，拳协考虑在会员单位中推行备案制。“无论是站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角度，我都非常欢迎任何合法的机构来举办拳击比赛，规范的比赛越多，整个行业越繁荣，对提升拳击的竞技水平、社会认可度都是有益的。我们推行备案不是为了去卡住某些机构的赛事举办，而是为了帮助它们让这些赛事办得更好。”王连方说，如果一项比赛在拳协备案时被发现有不规范之处，拳协的工作人员将为举办方详细指出并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可以推荐、帮助联系具备资质的裁判、医务人员，帮助举办方进行规范的选手配对等。

拳击协会的规章制度更多是行业自律公约性质，并没有强制约束力，这会不会成为上述设想落实的障碍？关于这一点，王连方认为：上海拳协本身聚集了地区内拳击行业的精英，他们无论在体制内外都是高水平的代表，这是得到业内公认的，因而协会的倡议是有动员力的，协会提出的标准规范也具备公信力。“例如教练培训这方面，现在不是我们强制要去推行，而是许多拳击俱乐部都来主动找我们，希望我们能为他们培养好的人才。”

他表示，拳击协会也将借鉴其他行业的有效做法，例如对拳击培训机构进行评级，把结果向社会公示，给公众以正确的引导，让优秀者得到市场的认可，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

注册运动员允许参加商业比赛

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作为国际拳联职业化改革的“试验田”，中国拳击协会和拳跆中心在里约奥运会后，与世界四大职业拳击组织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合作，于2016年成立了“中国职业拳击联盟”。联盟除推动选手积极参加计划内的传统和新创办的具有明显“职业拳击属性”IP赛事外，还让更多各省市专业队拳手有更多参加国内四大职业拳击组织及中国推广人组织的比赛的机会。

以前，体制内的拳击选手若想保留全运会、奥运会等参赛资格，是不能参加体制外的拳击比赛的。2019年12月13日，中国拳击协会颁布了《全国注册的拳击运动员参加商业性和各类体制外拳击赛事的暂行办法》，规定只要选手向中国拳协备案获批，就可以参加商业性等体制外赛事。

在王连方看来，这一系列举措，可以提升中国职业拳击整体水平，让市场上的拳击比赛愈加规范，让“地下擂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上世纪50年代，上海是新中国拳击运动的“摇篮”。近十几年来，上海又和贵州联合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个拳击奥运冠军邹市明，训练出了奥运季军胡建关等一批健将。目前，上海拳击一线队伍有实力在全国前三的选手，在国内属于强队。

王连方说，上海正瞄准奥运会不断地培养优秀的拳击人才，力争在邹市明之后再培养出一个拳击奥运冠军。目前，上海的拳击项目社会办训力量正不断兴起，各个区都有自己的拳击队，有的是少体校与社会力量合作，有的直接是社会俱乐部代表区队参加比赛。现任上海市拳击协会会长邹市明大力推广的“拳击进校园”活动，已经进入上海的30余所中小学；中小学建立起学校自己的拳击队，上海在全国开创了先河。

有这样的良好环境，上海拳协如果能在规范行业发展上做出表率，其对全国的示范力量将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