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
在家闲翻昔年所淘旧书,忽见四个红字闪亮,一本《守常文集》瞬间映入眼帘。细看,右边有一行淡淡的小字“李大钊著作”,下面是“上海北新书局印行”字样。我心中窃喜,这可是国内第一本正式行世的李大钊专著呢!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前后,他投身新文化运动,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党的创建准备了理论基础。他与陈独秀等商议,在北大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共产党小组,积极推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一大之后,被任命为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年到上海会见孙中山,为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作出重大贡献。1927年,与八十余人一起遭张作霖逮捕,受尽酷刑,始终不改初心,大义凛然走向绞刑架,年仅三十八岁。
1933年,在举行李大钊公葬仪式后,其遗孀赵纫兰找到李大钊的同事、北大教授周作人,请他帮助出版《守常全集》(初定全集),周作人即写信给上海的曹聚仁,曹表示可联系出版事宜,并商请鲁迅作序,鲁迅即写《〈守常全集〉题记》,交给曹聚仁发表在《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钊的这些文章,是一个叫李乐光的人收集整理的。他是李大钊的同乡,中共党员。李大钊去世后,李乐光注意收集其遗文,查遍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报刊,收得几十篇,藏在北平岳母赵玉家院子里的葵花树下,晚上悄悄来,岳母取出文稿交给他,编选一部分后放好,第二天晚上继续,这样持续多日。李乐光不幸被捕后,赵老太把文稿藏入一个瓷罐内,埋入地下。后来她与女儿去南京探狱时,把文稿交给李大钊女儿李星华。这样,文稿辗转交给了周作人,又寄到熟悉上海出版界的曹聚仁手上。曹首先想到四马路(今福州路)300号的群众图书公司经理方东亮,曹主编的《涛声》旬刊正是由这家公司出版。但是,他们不敢出版此书。又找到商务印书馆,大书局也不敢承印。曹聚仁转而找到仍是这条路上254号的北新书局。可是,书稿在当局审查时未获通过。六年后的1939年4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冒险印出此书。然而,在把书从印刷厂运往书店的路上,被巡捕房侦悉,这批书未及发行,几乎全部被没收并销毁。
李乐光之后,另有一人关注李大钊的遗文,他就是上海原文化局长方行,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收集到李大钊遗文五十多篇,听说北京有个姓周的青年花了十多年时间收集李的遗文,方专门请周建人打听寻找此人,抄得李大钊遗文六十多篇。上海刚解放,方获悉北新书局在报上登出重印《守常全集》的广告,立马致信书局经理李小峰,表示原来的版本漏收了许多李大钊的重要文章,如果这次仅是重印,不宜称全集,可否改为《守常文集》,书局接受了方行的意见,正式印梓发行《守常文集》。
《守常文集》分卷上和卷下两辑,卷上十二篇,卷下十八篇,共三十篇文章。这些文字,不足李大钊全部遗文的百分之三十。在版权页上,郑重印上“一九四九年七月新一版,发行者北新书局,发行人李小峰”。鲁迅的《〈守常全集〉题记》改为《序》列于书前,文章开头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最后,鲁迅写道:“不过热血之外,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书前另有张仲锐所作《李大钊先生遗像记》并附遗照,文中写道:“李大钊先生生时不喜欢拍照,故造像流传极稀,此帧为狱中所摄,英烈之气,奕奕如生。”
张仲锐即张次溪(1909—1968),系我国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自幼与父亲张篁溪生活在北京,父亲是康有为门生,与李大钊相熟,李常到张家串门聊天。李大钊被捕后,张篁溪还设法营救,临刑前,他派儿子送去茯苓饼。李去世后,张篁溪写有《李大钊殉国记》。1930年,张次溪应聘国立北平研究院历史学会,潜心研究史学和方志,编纂《京津风土丛书》等,后撰写《李大钊传》。他在1949年得知北新书局将重印《守常文集》,也给李小峰去信,同时寄去四篇原抄在笔记本上的李大钊遗文。又托北新书局总编辑赵景深先生,将父亲张篁溪珍藏的李大钊在狱中写的信,带回上海交给李小峰。根据李小峰的要求,张次溪在北京继续寻找李大钊遗文,他找到周作人,得知《守常全集》原计划印四册,只初排了前两册,另两册被生活书店取走,准备到香港出版,也没有了下文。周作人还告诉张次溪,张申府也在收集李大钊遗文,其从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中,找到《祝黎明会》等三十九篇,经张次溪抄录,全部给了李小峰。李原想把李大钊遗文收得全些,等局势稳定后,再考虑出版《守常全集》。这就是李大钊遗文收集和遗著出版的幕后故事。
很快新中国诞生了。李大钊女儿李星华经与李小峰商议后,决定把全部遗文带到北京,交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5月出版《李大钊选集》,共收录论文、演讲、杂文等一百多篇。这是新中国第一本李大钊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