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散于上海

上海大学退休教师 郭在理

从“抗战”逃难起，我们家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在1947年，父亲带全家来到上海定居。不久，母亲告诉我，大姐回来了。我好生奇怪，我从小就不知道还有大姐。原来，大姐离家投身革命时我尚未出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那年我10岁，大姐给我讲一些她在新四军里的故事，告诉我还有一个二姐也在新四军。7月6日，上海人民庆祝上海解放大会在跑马厅广场（今人民广场）举行，会后举行了威武雄壮的入城式，人民军队接受着百万市民的夹道欢迎。那天，大姐夫带着我去南京路看解放军入城仪式，对我说，你二姐也一定在游行的队伍中，他们的队伍叫“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队伍之后是文娱方队，大姐夫指着走过来的队伍叫我快看：“你看，你看，那前面放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的就是‘新旅’的宣传卡车，那画说不定就是你二姐和二姐夫画的呢！”

几天后，二姐果然回来了，给我们讲那天陈毅市长在国际饭店接见他们“新旅”成员的情形。我问二姐，汽车上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是你画的吗？二姐点头说，“是你姐夫王德威和肖峰、还有我一起画的。”

父亲说，大姐二姐都是十几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叔叔也是共产党。大姐还给我讲了父亲和叔叔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叔叔在与敌战斗中牺牲的故事。大姐还告诉我，家里的三姐四姐和大哥其实不是父母生的，而是叔叔的孩子。我说家里也没看到三姐四姐啊，大姐说会看到的。

果然，不些天，三姐来家了，她说她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被录取了，不久就被派往浙江丽水参加革命工作。接着家里又接连收到四姐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荣立三等功的喜报。一年后，二姐去了杭州浙江美术学院任教，两年后，小姐姐考上了大连工学院去了大连，再以后两个哥哥考取了南京航空学院，不久又搬去西安成了西北工业大学学生，1954年大姐夫为了支援东北建设去沈阳筹建沈阳螺钉厂，大姐也随之去了东北。再后来我也考上了南京工学院，这时已届花甲之年的父母身边只有小弟一人在复旦大学读书。待到小弟大学毕业时，他又投笔从戎，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电台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我们全家先后来到上海团聚，又在十年之间纷纷离开上海奔赴祖国各地生根开花。待小弟部队复员、我调回上海工作，父母都已是古稀老人了。今天，父母、大姐、二姐甚至小姐姐也都去天堂团聚了，我和小弟也进入了耄耋之年，想想过去，我们当年聚散于上海，能够自豪地说一句：为了上海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为了新中国的富饶强大，我们一家人都流过血、洒过汗，付出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