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岚山的新民缘

富晓春

捧读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陈平原：闻窗外事，读圣贤书》一文后，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因撰写《报人赵超构》，多年来我与陈老师的爱人夏晓虹教授有过联系。她给予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从中发现她的父亲与新民报的历史渊源，还有跟老社长赵超构的深厚情谊。

夏教授随母亲姓，她的父亲姓刘，名岚山，是一位从安徽和县鸡笼山下走出来的诗人。刘岚山与赵超构结识于重庆新民报时期。他进新民报是《华中日报》一位副刊编辑介绍的，最初干的是校对工。那时，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想方设法接触进步书刊。不管谁的手头，有了一本好书，他们会轮流着看，当年的几本《译文》旧杂志，还有涅克拉索夫的作品，都是他们竞相抢阅的床头书。

赵超构很快发现，刘岚山的心思不在办报，他的兴趣在搞出版、出丛书、办诗刊。果然不出所料，一年多以后，刘岚山就离开新民报，自立门户，在重庆涪陵办起了“山野书店”。赵超构偶尔会到刘岚山的书店逛逛，随便翻翻新到的书。兴致所至，他们还会在店堂里摆上小方桌，抿上几口老酒，侃大山。刘岚山在《我与山野书店》一文中，还无意间透露赵超构前来打牌找乐子的事。

1943年旧历新年过后，赵超构又来到“山野书店”，却发现店门紧闭，一种不祥之感漫上心头。他四处打探消息，终获知刘岚山已回重庆，暂住南岸郊区炼油厂，在南方印书馆担任助理编辑。他还未及与对方取得联系，就得到刘岚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消息。

1946年，赵超构从重庆回上海创办《新民报》晚刊，某日突然从门外闯进一个蓬头垢面、灰不溜湫的人，定睛一看正是刘岚山。原来当年他因牵涉出版进步书籍而入狱二年，出狱后曾赴解放区，后因家庭突发变故，便又辗转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

赵超构见状，就让他留了下来。赵超构让他重操旧业做校对。当时编“夜光杯”副刊的，是在上海滩负有盛名的诗人袁水拍。校对也有分工，刘岚山除了新闻稿外，还负责副刊；帮忙计算稿费字数，偶尔也凑版面或补白——其实，他已参与了部分的编辑工作，因此与袁关系亲近，后来成为至交。袁水拍夫妇是苏州人，袁夫人做得一手好菜，赵超构与刘岚山偶或上门吃饭。三人喝酒吃菜，细饮慢啜，好不尽兴。

1948年11月，赵超构、袁水拍等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先后“走避”香港。刘岚山临危接手“夜光杯”编务。据老报人张林岚说，此属于“私相授受”，换言之就是“教一个校对暂时照看一下，每天发点稿子填满版面”。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刘岚山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夜光杯”在他手中一天也没有停过。老报人张林岚曾专门著文，称赞他是“桅灯高举的留守者”。到了次年三月，国内及上海形势愈发吃紧。据夏晓虹教授回忆：“某日，父亲突然接到国民党市党部的通知，要夜光杯编辑前去开会。父亲本有左翼倾向，处此时局，更觉危险。经与朋友反复商量、研究，一致认为这很可能是个抓捕的圈套。于是父亲急忙脱身，转赴皖南游击区。”

在上海《新民报》晚刊的三年，是刘岚山创作的“井喷期”。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其中颇具影响的是《中国作家访问记》系列采访，先后介绍了郑振铎、魏金枝、叶圣陶、臧克家、穆木天、杨晦、姚雪垠、陈白尘、马思聪、许杰等名家。刘岚山兼职或专职担任“夜光杯”副刊编辑虽时间不长，却培养与发现了一批文学新人，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圣野——当时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经他手在“夜光杯”刊出的。

刘岚山与赵超构、袁水拍等长期保持通信。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时，袁水拍在给刘岚山的信中称“得（赵超构）复信很热情，要我为报写稿，我一定要写。赵是个好人。你也特去函，并要看他，可见大家均有此感觉。”（刘岚山《我和袁水拍》）我与夏晓虹教授谈到过这件事，希望能找到他父亲与赵超构的通信原件。夏教授找遍家里每个角落不见信函，倒找到了赵超构为其父诗集《枪与笔大会师》而写的一篇序言。

后来，我在拙著《报人赵超构》中专门写了一节“奇伟的‘好人’”，介绍她父亲刘岚山与《新民报》的交集。在她父亲100周年诞辰之际，我又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悼念这位成名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目前已经很少有人提及的革命诗人。

当《报人赵超构》即将付梓时，夏晓虹教授满怀期待给我留言：“对其中有关我父亲与赵超构的交往部分尤感兴趣。”我给她寄去新书，她又在邮件中说：“文章写得很生动”，“非常感谢你的钩稽与叙述，也期待（你的）新作”。